堕胎实际上否定了神作为造物主的地位，否定了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这个普遍信仰，从而贬低了人类婴儿的价值。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Evan Mantyk撰文／信宇编译）
是的，事物从广义上讲会“演化”（evolve），即它们会改变并适应新的环境；病毒会演化，思想会演化，时尚会演化，如此等等。然而，全新的物种或全新的类别并不会通过这种演化而产生。尽管“新品种”（new strain）或“亚种”（sub-species）之类的术语掩盖了这个基本事实，但它依然成立。
换而言之，裙子（skirt）不可能进化成苹果派（apple pie）。提出这种说法听起来简直愚蠢至极。然而，坦白地讲，认为一个物种进化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本质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除了缺乏直接证据证明新物种的产生之外，英国19世纪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年）提出的达尔文进化论（Darwinian evolution）通过随机突变（random mutation）产生新物种的可能性极低（几乎为零），化石记录中中间物种（intermediate species）的缺失也极其巨大。科学家们以一种出人意料的、非按时间顺序排列动物及其身体部位的方式，创作出一种类似达尔文风格的艺术作品。这其中充斥着大量的猜测和图像艺术，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物种演化链条。
当然，人们可以自由地相信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令人悲哀的现实就是，对达尔文进化论催生的伪科学的制度化信仰已经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改变人生的负面影响。
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看看北非埃及金字塔（Egyptian pyramids）那巨大而精密的石块、中非国家加蓬（Gabon）那座拥有20亿年历史的核反应堆，以及西亚国家土耳其那座拥有12,000年历史的哥贝克力石阵（Gobekli Tepe），仅举几例而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着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然而，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却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以便尽可能地延长其神圣的进化论（evolution）解释时间，仿佛进化论能将我们从单细胞生物进化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20世纪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那样的人物。
如果没有达尔文的进化论时间线，我们的古代历史书籍可能会看起来截然不同，这要归功于像格雷厄姆‧汉考克（Graham Hancock，英国当代另类考古学家）等许多思想开放的史前文明（prehistoric civilization）研究者的见解。
更为严重的是，当前主流社会对堕胎（abortion）的接受给人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结出的又一个恶果。
堕胎实际上否定了神作为造物主的地位，否定了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这个普遍信仰，从而贬低了人类婴儿的价值。一种精神责任感被个人便利所取代。
正如一位作者整整20年前在《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哈佛大学学生日报）上发表的题为“堕胎：时代的产物”（Abortion: A Product of Its Times，9/12/2006）的文章所说，“从达尔文的视角来看，堕胎可以被视为女性提高自身生存能力、增强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能力，甚至提高未来生育成功率的一种手段。”这位哈佛大学的作者揭露了达尔文主义所支持的肤浅的唯物主义观点，在这种观点下，堕胎得以盛行。
苏联在192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认可堕胎的现代国家，这绝非偶然；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是由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建立的。正如苏联著名科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1887—1943年）所说：“我们现在正在将达尔文主义的教义提升到极致。”
美国堕胎倡导者和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简称PPFA，总部位于纽约市）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也是达尔文主义的忠实拥趸。她对达尔文主义的兴起表示赞赏，并写道：“达尔文科学粉碎了传统神学的天堂。”
她也热衷于优生学（eugenics），即德国纳粹（Nazis）后来用来控制人类繁育的臭名昭著的理论。在桑格看来，堕胎是这种控制手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20年，她写道：“优生学旨在探寻我们问题的根源，将人类视为一个动态的、进化的有机体，随着世代更迭而变化，兴衰更替，清除自身固有的缺陷。”基本上，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物，人类可以通过堕胎继续进化——至少在桑格看来是这样。
田纳西州是美国第一个在1967年废除学校教授进化论禁令的州，次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所有此类禁令违宪。与此同时，美国各州也于1967年开始废除堕胎禁令。这绝非巧合。
许多女性在堕胎合法化之前就已经堕胎，无论法律如何规定。但是这种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谴责，就像今天杀害无辜成年人一样。早在1821年美国第一个州颁布堕胎禁令之前，堕胎就已受到社会谴责，并且只允许在妊娠中期胎儿开始活动（当时通常称为“胎动”/quickening）之前进行。
与此同时，去年美国估计有7万个或更多的婴儿在妊娠中期或之后被堕胎——很可能是在胎儿开始“胎动”之后。
也就是说，美国人的内心和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们愿意接受以前从未允许过的事情——主流社会和法律接受堕胎，即使在妊娠三个月后也是如此。
改变现状的很可能是达尔文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指将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与现代遗传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生物演化理论体系）的兴起。不去正视这些理论中存在的巨大漏洞，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懒惰，这很可能是在助纣为虐，甚至可以说是在为谋杀提供帮凶。
作者简介：
埃文‧曼蒂克（Evan Mantyk）在纽约教授历史和文学。他同时也是总部位于纽约的古典诗人协会（The Society of Classical Poets）的主席兼编辑。
原文：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Darwinism and Abortio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