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行的历史教科书里，1911年的巨变被描述得极为简单：武昌枪响，各省响应，清廷覆亡，民国肇建。
但如果翻开当年的原始档案、往来电报与私人日记，就会发现：1911的那场巨变，并不是一场步调一致的现代革命，而是一场由地方士绅、新军行伍、江湖会党、北洋将领以及外国银行家在各自算盘驱动下，共同推翻清朝的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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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在叙述武昌首义后的局势时，习惯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八个字一笔带过。当年在各省城头升起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旗号——陕西的“秦陇复汉军”、攻打南京的“江浙联军”、山西的“燕晋联军”、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乃至广东各路绿林拼凑的“民军”，大多退出了公共记忆。这些名号之所以被隐去，是因为它们的成色太过驳杂，装不进同盟会领导全民革命的叙事中。
秦陇复汉军
武昌起义十二天后，西安举事，城头竖起“秦陇复汉军”大旗。名义上的大统领是同盟会员、新军管带张凤翙，但真正把西安城搅个底朝天的，是关中地界上的哥老会，当地人称“刀客”。同盟会的留日学生手里没有兵，张凤翙要成事，只能同哥老会龙头张云山、马玉贵等人合伙。在西安城内的粮台役夫、脚夫和下层兵士眼里，张云山的江湖山堂远比孙文的“三民主义”更有号召力。
1911年10月22日，新军与哥老会合力围攻西安满城。战事很快演变成一场残酷的种族屠杀。驻防八旗的最高长官、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尽，满城攻破后，数千名旗籍男女老幼死于刀斧之下。消息传到甘肃，赋闲的前任陕甘总督升允当即起兵勤王，调集甘军马安良的精锐马队与多伦旗兵，掉头东进，反扑陕西。
秦陇复汉军在乾州、礼泉一线与甘军苦战数月。支撑陕西子弟死战的根本不是共和学说，而是保卫乡土的本能，以及明清易代留下的排满宿怨。
而在西安城内的军政府里，新军军官、同盟会文人与哥老会码头老大每天都在为军饷、官职和地盘拍桌子拔枪。这段混杂着流民暴力、满城血案与内部争权的往事，既不符合后来的“五族共和”基调，也有损革命形象，因此只能在史书中化作“陕西响应”四个字。
江南地区情形同样复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所以能定都南京，全靠“江浙联军”攻克了这座江南重镇。但这支联军从拼凑之日起，就是一盘各怀心思的散沙。
当时清廷江南提督张勋率领江防营死守南京，依托雨花台和天堡城据险顽抗。外围的革命军由好几股互不统属的势力凑成：徐绍桢统率的原清廷陆军第九镇残部、朱瑞率领的浙江新军、陈其美派出的上海光复军、林述庆的镇江起义军，外加柏文蔚募集的淮上军。
南京城还没打下来，各路军头已经为了名分吵得不可开交。镇江都督林述庆率先入城，自封“江浙联军总司令”，引起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和浙军将领的强烈反弹。1911年12月2日南京陷落，入城各部为了抢夺江南制造局的军火、藩库银两和城防地盘，险些当街火并。
镇江军参谋长陶骏保因为防区划分和军械分配问题，与陈其美、徐绍桢结怨。陶骏保只身去上海交涉，刚进沪军都督府，就被陈其美下令扣押，安上“通敌谋反”的罪名直接枪决。这场内讧拉开了革命阵营内部政治暗杀的序幕。紧接着，由于光复会与同盟会在江浙地盘、军饷筹措上矛盾激化，陈其美又指使蒋介石与王竹卿，在1912年1月潜入上海广慈医院，一枪打死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攻克南京的江浙联军，实则是各省新军军官、会党大佬与地方政客借革命之名瓜分地盘的临时同盟。后世编纂国民党党史时，为了树立孙文的绝对权威，必须把南京之役写成革命党人万众一心的壮举，那些争饷夺权、同室操戈的记录，自然就被摘掉了。
这种碎片化的脱轨在当时遍及全国。山西太原起义后，阎锡山原本打算与驻防石家庄的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合组“燕晋联军”，扼断京汉铁路，直逼北京。谁知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被袁世凯重金收买的部下刺杀，燕晋联军化为泡影，阎锡山随后招架不住北洋军曹锟部的猛攻，一路弃守太原、大同，北逃包头。
吴禄贞（中国近代爱国将领、民主革命者，辛亥革命烈士，民族英雄）_百度百科
四川的局面更是换汤不换药。保路运动把川局搅翻后，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挂起白底“汉”字旗，推举立宪派领袖、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都督。不过十天，成都东较场发生讨饷兵变，蒲殿俊翻墙逃跑，乱兵满街抢劫藩库与当铺。新军军官尹昌衡趁乱拉起队伍弹压，联合袍哥武装围攻总督署，将此前已交出兵权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抓捕，拉到皇城坝公审砍头。
而在广东，广州宣布独立后，城内外聚起了几十股号称“民军”的队伍，人数逾十万，头目多是绿林好汉、珠江盐枭与洪门堂主。这些人进城后每天向军政府索要巨饷，不给钱就开枪砸铺，逼得后来主政广东的陈炯明不得不调动新军武力清剿。
把这些由于地缘利益、宗族宿怨和军头野心引发的各自脱轨，统统归结为同盟会一声令下的“天下响应”，自然是站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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