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去延安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泽东见面。没有了吴莉莉，毛泽东十分痛苦，有很长一段时期，心情不好，郁郁寡欢。直到康生又给毛介绍江青，取代了吴莉莉，毛的情绪才恢复正常。由此内心中郁结了对周恩来的极端不满，结下了个人恩怨。这也是他不断整治周恩来的原因之一。本文摘自2007年第1期《开放》杂志，作者朱汉生，原题为《吴莉莉后来的故事》。

有位政治老师姓陈名为秀，与陈独秀的姓名只差一字，文革中，这竟也成了罪状。红卫兵把陈为秀捆绑了起来，说他是老“右倾”陈独秀的孝子贤孙。

如果以对文革的态度划分，1967年的上海，红卫兵中存在着三大派别。一派是正在酝酿大联合，准备筹建市大、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组织，市革委会正努力将他们纳入规范，他们也尽力按市革委会的要求开展校园内外文革。虽然他们内部仍在为红代会的席位争吵，但他们的行动基本符合建立文革新秩序的形势要求...

经常有人说到梁思成，但多数是说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或者是他和林徽因的浪漫人生。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也许更加怀念这位建筑学家，如果北京城的规划能按梁思成的思路去办，北京将是一座文物城市。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人们拆墙的时候，不会想到他，推倒牌楼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他，那是一个一切新的...

由于资本家阶级已经被列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的对象，因此无论他们对于合营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其根本的动机毫无例外的都被认为是出于私心的。如果积极拥护合营，有可能被认为是以积极换取政治资本；如果消极对待，就很容易被认为是唯利是图；如果是抵触甚至反对，更会被认定是落后、反动。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

“不是有几个都留着光头吗？”“造反派”头头说，“留光头干什么？向往蒋光头嘛！全是‘国民党’！不信审审看！”干校头头领旨，突击审讯几个留光头的人。果然“战果”辉煌。几个留光头的人忍受不了酷刑折磨，全招认自己是“国民党”。从此，再没人敢留光头了。

知识是一种痛苦，共产党来了之后，更不是一个苦字了得。你不选择共产党，让你肉体痛苦或肉体消灭。但选择了共产党，让你精神痛苦或精神消灭。从战争年代到运动年代，从十年文革到改革开放，这个灵肉线索应该是清楚的。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再次面临痛苦抉择：要不要继续跟党走？不跟党走，肉体很痛苦，一...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为共产党员。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共服务，做情报工作。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5月29日，是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逝世纪念日。我的父亲马海德和宋庆龄有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我作...

高岗、饶漱石菅荣斋是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他在一次访谈中称饶漱石与高岗并没有往来过，两个人根本没有接触，不会结成联盟。谈起饶出事和被捕，菅称当时斗争他的是陈毅、邓小平等华东与饶漱石比较熟悉的人。本文摘自2012年第2期《炎黄春秋》，作者景玉川，原题为《知情者谈饶漱石》。采访菅荣斋...

翻一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就可以查到很多毛泽东给各地指定屠杀比例的电文，比如千分之一到三之类，结果，各地军队也开展了堪比日军的杀人比赛运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们强调要达到人口比例。谁杀的不够比例，轻者遭到批评，重者遭到惩罚。反右也是。

人死总要掩埋，专案人员为了“方便”今后的办案，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割下他的大姆指头，装进玻璃瓶里，用福尔玛林药液浸泡起来，啥时需要他的手印，随时即可捞出来使用。

曹长青：该书《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信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