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参加工作以来遇上过三次生命危机，一是剿匪时差点被打死了；二是三年大饥荒差点被饿死了；三是十年文革中差点被折磨死了。现已满76岁，身体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摧残后创伤难愈。 总之说来话长，一言难尽，每当回忆起这些非法的非人道残酷的摧心裂肝的打击，是非常痛心疾首的，欲哭无泪，因血泪流干了，真是刻骨铭心啊！

哐当一声巨响，我身后的一扇大铁门关上了，我被几个警察领着推着从一条水泥阶梯走下去，走向大连市法院设在地下的看守所。头上幽暗的灯光，把我们的身影照在墙壁上，就像幽魂在移动。这时，我陡然想起但丁描写地狱的名著《神曲》：地狱的大门上写着一行大字：来到这里的人们，把你们的一切希望都扔掉吧...

二劳改这一名称的由来二劳改问题的源头实际上是出于毛泽东的屯边政策。上世纪1951年的镇反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以及1958年的第二次肃反，除了被杀的以外，没有被杀的都被判了重刑，发配到黑龙江、内蒙、新疆、青海、云南等边疆地区，利用这些无偿的劳动力去开荒种地...

他死了，他死于文革中，时年33岁，正当青春勃发。他是累死的吗？不是；他是饿死的吗？也不是；他是毒死的吗？亦不是！怎么死的，让我从头说起。他和我同在上饶师范附属小学教书，是同事挚友，又是"阳谋"受害中的患难之交。他与我是同一棵树干上的两枝枯桠，完完全全的同是...

眼看患难中的姐妹们，在饥饿、劳累中一个个一天天地消瘦，而后又一天天“发胖”（全身浮肿），停止呼吸。我忙着收遗物累得死去活来，这个悲惨的景象真不堪回首。

共产党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大灾大难，是任何权力掩盖不了的。李久第告诉我，他被白白关押“改造”20多年，不但无任何法律手续，更无起诉书、判决书，甚至连审讯笔录也没有，仅仅是当政者一言半语，而这些一言半语又不记录在案。到底谁要关押他？又是谁要整他？他十分感慨地说：中共的“党国体制”，借助阶级斗争发威，制造出一个仇恨的泥潭。

提要﹕全校一千多名学生划了一百多名右派，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岁，全是黄毛未蜕，乳气未干的娃娃。这些定性为右派敌人的娃娃，绝大部分开除学藉送到西昌大凉山去劳动教养，这一去就二十多年。那些需要被劳教的人突然发生的事件时光倒回去五十年的1957年4月的一天，在成都第...

大堡小劳教的历史由大堡小劳教自己书写，这部始于一九五九年，由大堡作业区近三千少年儿童充当主要演员的连续剧最终以悲剧谢幕，他们幼小的生命长眠在峨边县大堡镇的荒山中，近三千条小驱壳谱写并成就了一篇对体制的起诉状。李久第就是这近三千个冤魂中的幸存者。大约是在一九...

王书瑶，沈阳人，男，1936年生。两岁时父亲过世，生活艰难，作过报童，卖过冰棍，对社会的苦难有很深的感受。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7年在五一九运动中，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呼吁不要高度集权，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1958年因此获罪...

1970年元旦前后，我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到南京，得知我已摘帽并回到家乡，要我到他那里小住，养养身体，我便到了南京。一天早晨，妹妹买菜回来，不安地悄悄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罪犯，布告贴出来了，有像你这样的右派分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万万没有想到，在...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就被送去农场劳动教养，历时十余年之久。农场劳动教养的生活，令我终生难忘，许多人物，事物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刻浮现在眼前。为了一个忘却的纪念，仅将铭刻心灵的点滴之事，如实记录，与难友们共话。麻疯草里寻宝新兴农场龙凤中队对面雷劈山背后的...

题记：那是一座自然监狱，埋葬生命与爱情的地方，一遍白骨，处处墓坟。而今它己不复存在，从人们记忆中消失。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对罪恶的封杀?四川乐山市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位于成都西南300公里，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阴风怒号，霜剑冰刀，野兽横行。它前有波涛汹涌的...

劳教既是这些“小劳教”的身份，又是他们的生存状态，饥荒则是他们在劳教身份和被劳教生存状态下的又一种生存状态。这两者相互作用，将“小劳教”的身体、精神残酷地抽空，令他们在饥饿，在难以与父母相见而哭泣、绝望，并在饥饿、绝望中死亡，继而对死亡的麻木中成为真正的罪犯，一个盗窃国家、集体和个人粮食的罪犯。

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场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沟、兴凯湖、峨边沙坪、苏北利亚、清河。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

那些响应党的号召、认真帮助党整风的知识分子，还真的以为要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呢！他们哪里想得到，整风反右原是一回事，都是毛泽东预谋、策划已久的圈套。 死里逃生的惨痛经历，迫使我重新去认识毛泽东。正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设下的各种圈套，（包括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于死地）彻底摧毁了我对他的信任，我无法再相信他了。

妈妈后来和我说，姥爷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精神和身体上的非人折磨，多次想到了自杀，但他更多的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人----姥姥和五个孩子，就咬着牙坚持而顽强的活着。直到一九八零年被所谓的平反。因为多年遭受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姥爷瘫痪了也无法说话。

这次火势太猛，人体经大火一烧，全成了黑焦炭，大多很难辨认，只好让木牌空着。据后来场部统计，大火烧掉茅草房3幢，死难人数约130多人，其中蔬菜队30多人，农业1队100多人，农业2队1人。农业2队宿舍位于最后面，多数难友先后逃离火海，免于死难，烧死一人却是我们云和老乡。

大田劳动是单调乏味的，一天8小时，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总是千百次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到了收获季节或冬天兴修水利，除了付出较平时增多好几倍的体力之外，不管是割麦、掰玉米棒，还是挖工挑泥，也还是千百次地重复着同一种运动和姿势，这就愈益显得生活的呆板和寂寞。只有...

“一些右派是惨死于同类直接或间接的迫害，一些右派是因为同类的压迫使生存更为悲凉。对此，虽然可以归咎于‘以右治右’的专政恶毒，归咎于‘你死我活’的生存无奈，但是，在灾难、恐怖、迫害面前，有人性的高贵、尊严、坚守，也有人性的卑劣、萎琐、自私。每一个人，都应对他的选择和行为承担责任。

傅作恭乃傅作义将军八弟，抗战中入南京迁成都金陵大学，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系获博士。被他任水利部长的兄长傅作义由美召回，为新的红色政权服务，分配到甘肃水利厅。1957年，一再邀他向党谏言，他就只说了共产党不应只重视改造知识份子，应该重视发挥他们积极作用，说点常识性好话与人话，就被打成右派，囚入夹边沟被饿死。峨边劳教营中右派精英代表，是刘盛亚了。其父亲是北大川大农学教授，他19岁即留学德国，23岁即出版中国作家第一本反纳粹作品《在卍字旗下》，25岁即任川大兼武汉大学教授，饿死于峨边劳教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