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文革中的贺龙惨死，有人说是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旨意，有人说是林彪干的，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李扬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贺龙之死，因为2个女人！林彪整贺龙是为了报仇。 薛明要叶群交待清楚历史...

交际花意指那些活动在社交场合的美女，职责是为了买卖双方顺利交易而联络感情。交际花带贬义，褒义是公关小姐。大学里专门设有公关这门学科，主修心理学。公关是市场经济代表作，计划经济不需要公关。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隔壁住着一位单身女性，叫黄英红。我那时小，记不得谁...

通常认为，战争中受到最大伤害的应该首推儿童。一旦他们失去了亲人和家园，他们就会流落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抗日战争中，就出现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孤儿。据统计，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就有难童400万，需要救助的至少10万。 蒋介石领...

邓小平在中共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时，曾说过：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邓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恩来在文革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本文摘自《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 周恩来与邓小平吊唁法国总统蓬皮杜逝世（图源：AFP） 至...

李钟奇中将殴打彭德怀是事出有因。他在1958年彭所领导的军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吃了不少苦头，被降级降职，文革中，他终于找到了机会报仇。彭在得势时，对上级不买账，对同僚和下级都很凶。林彪曾给他四个字“傲上慢下”，可谓确评。文革给无数“挟仇寻衅”的人创造了一个寻衅闹事、挟嫌报仇的机会。所谓“动员群众”，一部分“群众”就是这样被动员起来的。其实也不用动员，他们自己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文革才热闹、才诡异、才好看，才无道理，所以才是“浩劫”，才是“绞肉机”。

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这些方式都还比较文明。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前用的一种煮饭锅，上部是圆柱形，下部平底，呈圆锥状）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代表作有《女神》、《地球我的母亲》等，并发起成立创造社。抗战期间创作了《屈原》等历史剧。1949年后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治下的科学院院长和全国文联主席。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首诗：《...

张爱萍兼任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期间，与其上司屡屡发生矛盾。大陈列岛登陆作战当初有三个方案：先攻上下大陈，先攻一江山岛，先攻披山。张爱萍主张先攻一江山岛，却受到军区首长的呵斥：“你们吃了几碗干饭?给老子上课啊!”“我他妈操你姥姥的!不他妈就是两万吗，老子一仗就消灭了他十几万。不要在这里长别人的威风。我就不信，还有操不开的X!”最后，上面还是决定先打一江山岛。

根据他的调查和引证的内部文件，这些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贫下中农”们几乎都是有前科的农村流氓赌徒，贪污犯、抢劫犯、强奸犯和虐待狂。他们杀人的动机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美好的“革命”理想，相反是出于赤裸裸的奸淫掳掠的恶欲。首先，在几乎所有的杀戮案件中，杀人者在完成了血案后都要在被害者的家里，用被害者的米面鸡鸭大吃一顿，然后把受害者的所有财物劫掠一空。其次，凡是在受害者是青年女性的血案中，几乎她们都先被强奸轮奸，后或被杀人灭口，或在他们的父亲、丈夫被杀以后强行分配给一个“贫下中农”(大多数情况下为刽子手)当老婆。

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李可染支持学生。中共镇压学生运动后，本来李可染要受到“清算”，但因为其年纪大了，而且其画作受到日本人的欣赏，因此派人通知他“政府不再追究”了。当来人敲李可染家的门时，李可染以为是来抓人，又急又气，即刻心脏病发作，骤然离世。李可染的悲剧，是那个时代艺术家的典型缩影。

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周恩来〝屹立不倒〞的厚黑功夫 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周恩来就是党员。从一九二七年开始，他一直处于中共党政军最高决策机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为止。在将近六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亲身经历无数次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

从上海传来了一个让宋庆龄五脏俱焚的消息：上海万国公墓被上海红卫兵视为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坟墓而惨遭破坏，被埋葬于此的宋庆龄的双亲宋嘉树、倪桂珍的坟墓也没能逃脱厄运，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了出来，还来了个扬尸抛骨。《宋庆龄传》如此记述道：“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

《炎黄春秋》二○○九年曾发表杨尚昆一九八六年应「张闻天选集组」请求作的一次谈话，最近有人将杨尚昆讲话放上网广为流传。杨这篇讲话披露中共党内许多内情，对毛泽东批得很厉害，他指责毛泽东反复无常，一会这样说，一会那样说，让人不知所措，颠三倒四的「折腾」干部。

“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摧残文化的“革命”，大量文物古迹被破坏。旅游胜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潭柘寺等古迹，被加上封资修的罪名，肆意破坏了。1300多年的古刹戒台寺，数以千计的小佛和大佛，全都被砸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全市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国宝!

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祝春亭注：滑天下之大稽，与日本秘密接触和睦相处，竟然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

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间，在上大学一事上，两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都有典型表现。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

令人惊奇的是：假话讲得多了，便习惯成自然起来。不会产生任何的不安和痛苦感。有时，还会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中——例如：虽然我心中对经常饿肚子的日子多有怨言，但是，当听到老师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没有〝解放〞，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这时，我顿时忘记了自己经常饿肚子的尴尬，心中产生出一种无比的〝幸福〞感来

从未想到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吴法宪在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两周被捕，一九八一年一月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罪。在回忆录中，他说：“我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