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过往的繁荣，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的确是北京难掩的尴尬。因为香港的成功，在于言论自由和法律制度有别于大陆，甚至可以比拟西方国家，对保护产权及经济发展都有利，国际投资者也感到熟悉及有保障。相反，眼下香港，正如在港的美国总商会呈交的报告所指出，特区给人的印象是保安考虑高于一切，维护一国的措施侵损两制的特色，国安法隐晦不明又欠缺指引，使投资者无所适从。

中国没有法治，现实中我并不看重律师。1992年初的审判中，我是头号“钦犯”，更不大可能有诉讼权利；庭审不过是政治迫害的司法遮羞布；而张先生很像是协助当局演出一场粉饰政治迫害的公关秀。因此，我想刁难张先生，向张先生提出无罪辩护的要求。没想到，张先生居然真的为我做无罪辩护。他用心到在辩护无果时抱头痛哭，彻夜未眠。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社会给残疾人、老人等弱势群体的人道援助或者救助若被当权者当作控制你的筹码，成为必须听话的工具，那种能吃饱穿暖却不能有独立思想和人格尊严的生活，真的是残疾人乃至所有人想要的吗？

作为一个无论是资源还是产品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庞大经济体，建设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全球网络需要投入巨大资本，更需要国际环境的相对稳定。中美交恶之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均发生巨变，两场战争也让地缘政治发生剧烈变动，中国显然已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内容做了调整，算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民主政制把最终的权力交给了所有国民，而不是少数官僚和皇帝。这就使得法律体系可以公平公正地运行，至少有了公平立法执法的条件。市场上的无数个体，也就有了规律可循，不必听从官员们的需要和指令。经济的细胞有了活力，经济才能有活力，社会才能有发展的可能。这就是中国经济困境的最终解决办法。

过去一年香港人才政策的“红利”，直接带动了移民中介生意，内地社交网络小红书上，就充斥着“500元全家拿香港身份”、“一千元做‘优才’赴港”的广告和宣传。当中不少内地申请者看中的是香港的社会和教育资源，更因审批过于宽松，被部分申请人钻空子，遭外界诟病像一张两年期无限进出的“港澳旅行签注”。他们当中，真正有意来港工作的人不多，更多为的是在内地“润”的风气下“留一条退路”。

目前塔利班已经臣服，巴基斯坦也和中国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冲突也得到解决，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以色列。这根肉中刺虽然暂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势必得削弱它的影响力，甚至让它从世界地图上消失，这也直接反应在前几日中国对以哈战争的表态上，中国先是要求双方停火，后又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超出自卫范围”。

中共当局为何恐惧赵紫阳呢？首先，赵的理念反衬出其他中共首脑的狭隘与渺小。比如，关于“打天下坐天下”，中共历届领导人不管是红一代、红二代，还是江胡这样的管家代理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赵不这样认为。他说，“天下是大家的，我们是为大家办事的”、“我们欠老百姓太多，我们要还债！”。再比如，对社会冲突，赵紫阳坚持以理服人，妥协宽容，主张以对话和协商解决，而邓、江、胡和习都坚信，只有高压和暴力才是控制社会不满的有效手段。

三个问题，当局只须放下身段，即可迎刃而解。市民看不到这样的选举有何意义，所以不投票，随他吧；不相信区议会有公信力，随他吧；不支持新制度而导致投票率低，也随他吧，反正新制度下，最重要是所有议会席位都收归“爱国”阵营，民主派在议会内的反对声音则销声匿迹。

从大陆来美的律师吴绍平。（施萍/大纪元）（编者按：在中国人权律师团成立十周年之际，为了纪念中国人权律师饱经风霜的这十年，该律师协作平台发起征稿，收到海内外人士的一系列投稿。大纪元将陆续刊登此系列文章，以飨读者。）时光如驹过隙，转眼人权律师团成立至今已满十年，过去的十年对人权律师团...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88页、89页比较《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之前两版（2006年初版、2016年纪念版），就我父亲在西藏文革期间拍摄的照片所做的说明，我打算选择其中补充与更改较多的图文，编辑成多篇帖子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专栏，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不久远却仿佛...

随着独生子女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劳动的主力军，独生子女的子女们面临着读完书毕业就是失业，他们既不愿像父辈们那样打工，又无法顺利创业。而社会不公，“人矿”枯竭，劳动力短缺等诸多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中共沦陷区经济从萧条走向兵败山倒将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如此积极，主要的目的是三个：第一个目的是走出亚洲，把中国的影响力向全球扩张，这是“二十大”以后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第二个目的，就是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第三个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强与伊朗的战略合作。这次巴以冲突，虽然美方宣布还没有证据证明是伊朗在背后推动，但伊朗公开支持哈马斯的立场毫不掩饰。

需要提醒的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等报复，这本来在古代都是被视为正义的，载之于几乎各种文化的经典。只是到了现代，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这种正义的缺陷。正如美国哲学家、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说：“任何只限于正义的正义都会迅速蜕变为低于正义的东西。只有高于正义的品德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换句话，现代人希望能找到一种比对等报复更人道的东西。

在中共的舆论把控下，中国网上舆论，力挺哈马斯、赌咒以色列，俨然是中国的“主流民意”。由此，在中国，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奇怪的双重标准：对外，穆斯林都是对的，而不论他们多么激进、乃至于发动恐怖攻击；对内，穆斯林都是错的，而无论他们多么温和理性，如新疆的维吾尔人，原本开朗活泼，能歌善舞，是最温和的穆斯林，但中共竟以集中营形式予以大规模迫害。力挺境外穆斯林，仇恨境内穆斯林，不知中共统治下的小粉红老粉红们，逻辑上如何自洽？

不论内地媒体或香港财金官员，近日都将中港股市弱势归咎是外媒“唱衰中国”，是地缘政治冲突下刻意的阴谋打击，却从不检讨自己内部体系是否出现问题。嘴巴的确是长在别人身上，但金钱却是最诚实的一票，“打铁还需自身硬”，厘清问题解决本身的系统风险，将投资者利益放到首位，“有麝自然香”国际资金自然会重返，不用国家队费煞思量要如何托市，更不用官员用口讲“说好中国/香港故事”。

编者按：在中国人权律师团成立十周年之际，为了纪念中国人权律师饱经风霜的这十年，该律师协作平台发起征稿，收到海内外人士的一系列投稿。大纪元将陆续刊登此系列文章，以飨读者。（接前文）第二章家园与乐土去到广州之后，我最初是在一所民办大学的法律系做老师。那个学校距离广州市区很远，大概有3...

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印章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印章并列于同一份法律文本，那就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互相公开承认了对方的存在，那就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是唯二合法政府——还有一个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那就表明两个政府的地位是对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以进联合国，中华民国政府当然也可以进。外国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的同时，当然也可以和中华民国政府建交。这就叫“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如此说来，两岸签和平协议是很有意义的，是对台湾很有利的。

作为策略，台独口号很成功，作为党纲和政策就不合逻辑并且潜藏着危险。争取独立的前提是你现在不独立，你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才叫做争取独立。像西藏、魁北克等等一样。可是中华民国明明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比那个平行的共产党国家早了三十多年建立和存在。领土的损失不代表主权的消灭，为什么要自贬身份呢？

习近平大清洗军队，当真是在军中反腐吗？就像在党政领域，如果真要反腐，只须做到两件事：公布官员或将领财产；司法独立办案。做不到，或者不那么做，就是治标不治本，假装反腐或选择性反腐。道理很简单，腐败无处不在，存在于每一个环节。防不胜防，越反越腐。无论官场腐败还是军队腐败，在当下中国，都是制度性腐败。在一党专政体制下谈反腐，犹如在泥坑里清洗泥巴，越清越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