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的“双十演说”则改变套路，亮点落在台湾近年的内政改革成果及国际关系突破，而两者的成功，都有赖于台湾的自由民主。蔡英文强调台湾的民主体制，展现人民之间的互相包容和尊重，因此社会上纵有不同的婚姻及家庭观念，无碍通过婚姻平权的法律，而不同群体各有特殊利益考虑，也无碍社会通过理性讨论和民主程序达成共识，让政府推出年金改革、最低工资法、社会住房等等利民措施。

台湾是全球受境外虚假信息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中共认知战在台湾的痕迹随处可寻，在某些地方已经取得一些成功。据台湾李酉潭教授分析，最近台湾流传的“疑美论”就是北京发起的一场企图离间美台关系，让台湾在面对中共侵略时，失去国际社会的最大支持，最后放弃抵抗。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发现，中共会耐心而系统地培养台湾和美国的商业领袖、学者和媒体人士，诱使他们以符合北京的方式影响当地民选代表和公民。北京会对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随时进行奖励或惩罚，根据他们的表现，提供或封断商业机会和官方通道。

正如前财库局局长马时亨上周指出，现时香港经济是近20年来最差，“股票又跌，炒楼又跌，个个都较之前穷”，一方面外资流入减少，而且连内地也不进入，二来以前可以背靠中国，但现时内地都有很多问题。因此，结果使到香港金融业受到打击，并牵连很多相关产业，例如无人上市，银行、律师行、会计师行都无生意。

最有影响的是2015年5月2日发生在黑⻰江省庆安火⻋站的“徐纯合事件”。徐是访⺠、家境贫寒，欲进北京城在火⻋站被警察当着他三个年幼孩子和八旬老母的面枪杀，如此残酷血腥事情发生，引起举国震惊，民间舆论对中共当局的谴责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各界人士纷纷前往事发地点进行声援，中共地方当局试图阻拦而无果。我也资助一个朋友带着他们的团队去火⻋站现场抗议。

当我在法庭上完全站在被告人立场为他们做各种辩护的时候，常常引来旁听人员的鼓掌和惊叹。记得一个抢赌台的团伙案，被告人被以抢劫罪定案起诉。我在法庭上首先指出赌台上的赌资是赃款，不受法律保护，抢赌台是黑吃黑的行为，应该定性为流氓罪。陪审团采用了我的辩护意见，改抢劫罪为流氓罪，刑期大幅减轻。旁听民众议论纷纷，觉得“犯罪分子”也可以获得辩护的权利，这在当年是非常震撼和新奇的事情。

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多的社会情绪和集体情绪，是通过引发共情效应的歌曲表达出来的，这就是音乐的社会性。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零年代末期摇滚歌手崔健的一曲《一无所有》，打动了当时一代年轻人，成了时代的代言人，与之后爆发的八九民运之间有着隐隐约约的呼应关系。可以说，有些歌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爆红，其背后一定有社会背景和集体情绪作为支撑。而《大梦》，传达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集体性的精神面貌。

香港当局的确无计可施，一来因为特区经济已由中国经济主宰，只能听天由命，无可也无须作为。二来是特区领导班子或自我设限，不能与大陆竞争，不论跟深圳争取港客消费，还是同大陆金融市场竞逐外国资金，因为特区官员既然受命于中央，或需要孔融让梨以示效忠。果真如此，香港特区当局已失去政府的经济功能，而国安工作一直有大陆驻港公署分担，因此其他不说，特区整个领导班子应该首当其冲，立即减掉一大截人工，才符合多劳多得的经济原则。

这种整肃，并非新鲜事。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更换和他想法不一致的军事领导人，并用意识形态上更加顺从的干部取而代之，一直是习近平掌控军队的标志。但“对台理念不一致”在习武统台湾的议程日益逼近之际，显然成为习的心中大患，必须马上解决。习担心一些将军不听从他的命令，不对中国的敌人，包括台湾和美国发动攻击，所以把他们罢免了。习一定认为，战前换将，让听从自己命令的军官处于战争前沿，将有助于打赢战争。

在这里我们要向坚持信仰，坚持职业操守，不论在什么样的困境和压力下，都坚守正义，捍卫人权，继续反抗中共的暴政的律师们表达深深的敬意。709事件不是终点，它是中国民主运动前进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让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前行，直到实现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这一崇高目标，中国人民必将拥抱这个光明的未来！

在美国，政府停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很有限。因为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政府管的事本来就不多；又因为美国是联邦制，所谓政府停摆只不过是联邦政府停摆，州政府和下面的地方政府不受影响；再有，紧要部门并不停摆，军队、边防、消防、公共安全等核心部门不受影响，邮局继续开门，警察照常执勤。另外，停摆的时间都很短，过去的21次停摆，少则5天，最多也就35天，一个月多一点，所以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不大。

最令分析师最担心的，恒大终局会再次引发房地产行业崩溃，包括碧桂园在内多家房企债务重组可能会被拉倒，届时全国性房企的债务风险暴露，高杠杆的房企逐个崩溃，使这个占中国经济四分之一的行业陷入瘫痪，对产业链产生外溢效应，并影响居民购房信心，最终令中央近日拯救楼市的手段变得“徒劳无功”。

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阿古智子我是一直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与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人保持互动。我听了他们在中国参与的法律援助和诉讼的故事，走访了中国的很多地区和人士，但今天的中国对言论和思想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对日本商界人士甚至学者和...

中国的人权律师们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为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他们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使命，用法律手段来辩护、用媒体发声来传播，试图改变这种严峻的人权局面。这其中，早在2004年起就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高智晟律师是最知名的一位。他早早站出来，积极为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援助，向世界揭示了法轮功学员受到的严重迫害，并谴责这种迫害是对人权的极端侵犯。他个人由此承担巨大的代价，臭名卓著的周永康直接批准了对高律师的迫害，甚至在周永康倒台入狱后，高律师仍然被中共秘密羁押，至今生死不明。

"几乎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用中文讲述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类杀劫的惨烈故事"。-唯色比较《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之前两版（2006年初版、2016年纪念版），就我父亲在西藏文革期间拍摄的照片所做的说明，我打算选择其中补充与更改较多的图文，编辑成多篇帖子发...

父亲一直以为他弟弟去了苏联，所以一直抱着希望等待着他弟弟的出现；到中苏关系解冻后，很多维吾尔人回来探亲，但父亲的弟弟没有出现；我也帮父亲打听过，但杳无音信。实际上，父亲的弟弟极有可能就没有能离开伊宁市，可能被抓捕死在了监狱，也可能在街头被中国军警射杀，也有可能在边境被打死；总之，自此，父亲的弟弟，和无数同一事件中失踪成千上万维吾尔、哈萨克人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笔者已经论证，中国真实的人口数不是官方公布的14.1亿，而是不到12.8亿。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科教、国防、外交等各项政策，以及美国等国的对华政策全部是建立在错得离谱的人口数据基础上，导致严重的战略误判。

现实证明彭定康的判断没有错，中共是不能被信任了，尤其是习近平十年多前接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后，香港自由及人权状况一落千丈，从2012年推动洗脑教育，到2014年打击雨伞革命民主运动及通过831方案，彻底扼杀民主化的希望。2019年更硬推送中法案的情况下引爆民愤，用上暴力的政府都无法控制抗议示威，于是在疫情期间，通过《国安法》，大肆抓捕民主斗士。

根据网媒《集志社》的调查报道，78间临海独立屋，起码22间有僭建物，以增加楼宇面积，兴建游泳池等，也有占用公地作私人用途。僭建者的所作所为，符合法官对黎智英违反租约的两项定罪原则，一是隐瞒违反契约，二是行为目的是“自肥”或“自我方便”，即从中取利。其中屋主有身份特殊者，如全国政协委员之类，看来也该遭到法官对黎智英的同样指责，批评他利用其地位令执法部门投鼠忌器、自我矮化，不敢突击巡查，因此需要加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