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次去过内蒙古，二〇一四年还驱车上万公里，走遍了内蒙古所有盟市，想看看有没有写的可能。但最终没进行下去。因为如果动笔，我要写的不是游记，是民族问题，是蒙古的人。写《天葬》时，我还能在西藏收集各种文件，与不同的人交谈采访。写《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时，收集文件成了罪，我坐了牢，但还有机会和当地的人交流。而现在的内蒙古，却既无处收集文件，也无处跟人交流，甚至连蒙古人都难看到，满目皆汉，无论是人是物还是地方，遇到的蒙古人要么汉化，要么不敢讲话，要么无话可讲。

编者按：近日，中国政府在医疗领域的反腐运动引发极大关注。如何去评价这场运动？反腐会给中国医疗系统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医疗系统为什么会如此腐败？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这些问题亟待回答。这篇读者来稿从一个角度做出了分析。由于医疗系统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希望有话想说的读者听友们广开言路，参与讨论。投稿请寄[email protected]

华尔街现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热衷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憧憬，已经被中国当前经济败象百出的状况击得粉碎，它们剩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只能是“去风险化”。华尔街先前对中国狂热的金融投资，事实上帮助了中国经济泡沫的扩大；而如今华尔街金融投资的断流，则会加快中国经济的滑坡。

三国领袖过去发表的联合声明，并不经常直接点名中国，但这次的文件明确指出北京“在南海支持非法声索海洋权利的危险，以及咄咄逼人的行为”，针对中国的结盟目的，可以说是有意地不加掩饰，这种强硬立场显示三国同意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吓阻战略，也可以说是做给北京看。

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回应，更看到特区政府是“煞有介事”认为人口增长是重要政绩。曾经出任入境处处长的陈国基，指今次人口回升反映香港已走出2019年的阴霾，踏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纷纷“用脚”投票，对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更称为“吉祥之兆”。

听说西藏自治区民政部门正在给汉藏通婚者发奖金。金钱鼓励。以及各种优惠政策。正如清末驻藏大臣、以屠戮藏人闻名的“赵屠夫”赵尔丰曾专门颁发《汉蛮联婚通饬》，鼓励制营汉人官兵与藏人妇女婚配，对婚配者“由公家每月发给青稞一斗，生儿育女者，一人一斗为津贴。有愿随营开垦者，所得之地，系为己有。三年后，除纳馆粮之外，免去一切杂差”等等。

对于共产党从上到下腐败透顶亦无药可医这个事实，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用百姓的话说就是“满山都是贼，查谁谁倒霉”。经过多年的逆向淘汰，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党政官员，再到企业事业、组织团体，哪一个能经得住调查？！按照中共自己（贪污五千元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展开调查的话，中共大小干部，即便不是全军覆没，恐怕剩下的也寥寥无几。

这一次郭飞雄被抓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想到美国来探望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妻子张青。中共当局不准郭飞雄到美国探望病危的妻子就已经够缺德、够无人性的了，殊不料还要把郭飞雄拘押；外界本以为拘押几天也就会放了吧，殊不料当局还要给郭飞雄判刑，而且刑期高达8年。当局给郭飞雄按上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想出国探望生命垂危的妻子竟然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荒唐到如此地步，实在是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想象。

按道理，民怨集中之行业受到整肃，应该出现“小民鼓掌，咸与称庆”。但从习近平当政以来，所有的反腐反行业腐败垄断行动，舆论基本上两张皮：国内媒体一律叫好，国外媒体则从权力斗争、打击政敌等方面评价，基本无视腐败本身，最后还莫名其妙地出现同情腐败者声浪。到了习近平“反新三座大山”的行动，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通常使用“理性行为者模型”来做出预测，该模型认为，政策制定者会在仔细搜索所有可用信息并权衡不同行动的成本后，确定既定目标，然后采取理性行动。但人们很容易犯错误，因此这个模型在预测政府将做什么时用途有限。特别是在预测独裁者的行为方面，它做得尤其糟糕，独裁者可以在不受国内阻力的情况下追求不合逻辑的想法。

当中美贸易降格丶高增值产业受阻丶楼市危机不解，加上没有统计数字但相信依然严重的年青人失业问题，若无法找到出路，中国将面临三十多年未有之社会变局。但七月底中共政治局会议后，至今未见提出有效措施，以挽狂澜于既倒，正正说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下行，更在于当局欠缺排难解纷的应变能力。

双脚站在拉萨的地面上，我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毋庸置疑，这是做过手术的舌头造成的。我发现，我几乎说不出几句完整而标准的藏语，我脱口而出的反而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可是，我的母语原本并非中文啊，只不过我的问题在于，我的母语在成长过程中被置换了。我甚至怀疑这是因为我吃过麻辣兔头，冒犯了禁忌的人很可能连外貌也会改变。

为了吸引外企绕过美国的禁令，孙东披露政府正研究以补贴吸引企业来港，相信这会为特区政府储备打开一个“缺口”，未来恐怕更多纳税人金钱会以此为理由，流入一些被补贴的科技企业，破坏香港的公平竞争环境，甚至形成“私相授受”的政府及企业文化。

高智晟律师被中共绑架失踪将满六年之际，我和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商量后，她录制了一个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要人的视频，打算配上英文字幕，推动呼吁寻找高智晟。就是这件事情引出了中国共产党隔空与世界正义力量为敌的幕后故事。8月9日上午，我接到助手打来电话说：“我们找的翻译正在把翻译好的文稿打上字幕时接到中共爪牙打来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停止，不要再为美国天主教大学的人权中心做任何事情。否则你在中国的家人就会有麻烦。”助手说“我们必须马上另外找人翻译，并放上字幕”。

六七暴动之后，严苛恶法如煽动罪及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亦备而不用，香港又回复一个自由之都。港英政府间中也有镇压公民活动，但并不多见。大部分日子，都让不同政见通过不同渠道互相交集，或者互不存在。在不同的角落，有人宣传“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人阐述三民主义和反攻大陆，有人主张香港独立，也有杂志散播无政府主义思潮，或者大谈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甚至第四国际负责人香港也可找到，但这一切不碍香港的繁荣安定，反而兼容并包，逐渐成为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火箭军的大规模洗牌，习近平还有“要准备打仗”的考量。《解放军报》8月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文中用双引号介绍了习近平的强军兴军思想，“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扭住强敌对手，创新军事战略指导”云云。王厚斌和徐西盛从海军和空军调到火箭军，似乎是犯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大忌。但习近平可能为的是增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立体核威慑力量。

当地震正在发生，保安还要“请示”，得到领导“允许”后再开门的做法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做法，而是一台机器、一件工具才有的反应。此时此刻，这个保安就是那块妨碍避险而应该被砸碎、众人才能逃生的玻璃。在这种危急关头，只能被迫伤害他们，众人才得以紧急避险。这个道理与砸碎车窗玻璃才能紧急逃生，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共产官僚应对危机时的僵化死板实在可恶，可是仔细深思后发现：必须得到领导“允许”才能采取行动的独裁暴政灌输进人们骨子里的紧紧束缚住我们心灵的枷锁，才是最危险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