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尚未失败，文明仍有机会；民主尚未成功，全球仍需努力。今天，世界要从中共噩梦中醒来，必须要回到三十一年前的那场运动，让时间重新开始，重新启动一场全球六四运动。今天的香港，既是当年的西柏林，也是当年的天安门。全世界人民一起，跟三十一年前中国学生和民众所做的一样，和眼下香港人所做的一样：向中共政权要人权，要民主，要自由。这一次，再也不能失败。

一则以广告形式发布的朗诵《后浪》在中国社交网络引发热议。时评人长平指出，大凡专制国家，年轻人都被鼓励要懂得感恩与赞美。

感恩节刚过，圣诞节将临。这两个洋节，在中国的待遇不大一样。据媒体报道，城市人对过感恩节没有兴趣，但都自发地对圣诞节跃跃欲试。但是在乡下就不一样，尤其是在四川地震灾区，学生们被组织起来过感恩节。不少人从传统文化的立场站出来抵制圣诞节，但是没听说谁抵制同样来自...

中国政府称《华尔街日报》评论种族歧视。时评人长平认为，假如梁启超活到今天，他仍然会称中国为东亚病国。严复、梁启超经常用"病夫"来形容中国：政治不民主，甘于为奴，改革速度缓慢，官场积习太重，致使国家变成"东亚病夫"因为不满一篇批评其抗疫失责的专栏文章，中国政...

1月27日，李克强从北京赶到武汉视察。在正在新建的火神山医院工地，李克强问工人们有没有困难，大家齐声回答：”没有！”去医院探访的时候，医护人员精神亢奋地呼口号–当然不是抗议的口号，而是感谢领导、让党放心的口号。那些在阳台上敲锣喊救命的民众，那些没有钱住进医院的患者，那些连续加班、精神崩溃而放声大哭的医护人员，他再怎么风尘仆仆也看不到。

任何可能影响政权声誉，给统治者带来略微不安的事情，都可以牺牲千百万老百姓的生命去阻止。为了召开“两会”，可以推迟公布SARS疫情；在明知道出现难以控制的新型冠状病毒之后，仍然组织疫区群众举办“万家宴”；只管封城而不做好物资和医疗援助的准备；宁愿官办红十字会腐败透顶，也不允许民间组织自发救援。

正当性、紧迫性、集体性和示范效应给予了抗争者巨大的勇气、决心、力量和坚韧。并非环保题材本身，而是这种勇气、决心、力量和坚韧让当局感到害怕。这就是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环保抗议活动都能取得成功，也并非所有的政治抗议都会失败。前者如成都彭州市化工项目，虽然当地民众努力抗争，但是仍然被官方无情镇压。后者如广东乌坎村民争取村委会选举权利，勇武抗争之后仍然获胜，尽管后来又被政府无耻地秋后算账。

我想告诉扎克伯格，中国政府不会因为逢迎讨好而放弃审查，否则成千上万下跪上访者早就被接见了。审查制度的存在，并非源自和批评者斗气，而是维护专制的根本需求。扎克伯格终于明白了，“我们在那里（中国）经营而需要付出的代价永远无法达成一致。他们从来不让我们进入。”他说，脸书等公司如果不去维护言论自由，中国式的互联网审查有朝一日就可能成为全球的准则。

这种权力对外其实欺软怕硬，见机行事，对内则严厉管制，要求绝对服从。所谓的阅兵，也就是炫耀家丁的忠诚和暴力。被统治的家人有一种错觉，以为老爷可以指挥的家丁多而强，自己也跟着沾光。事实上，这些家丁被拉出去为家族利益打架的机会，一辈子也遇不上两回。他们的日常工作，则是在家族内部维持权力秩序。老爷认为有男人不忠不孝，有女人不贞不洁，都会由家丁来实施惩罚。

中美贸易战、美国大选以及奥巴马夫妇参与制片，这部记录片成为热点话题。事实上，这些“热议”对问题的解析也一直被中共宣传所左右，那就是把制度冲突、阶级矛盾和权利捍卫解释为文化冲突或者文明冲突——这就是“中国梦”的实质。

我不得不说，黄之锋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警示正当其时。如果有什么要补充的话，我则要说，这场所谓的新冷战，事实上是旧冷战的延续。在中国政府的眼中，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到“西方敌对势力煽动颠覆”，冷战从来没有结束。

六四镇压让中共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在国内更是千夫所指，但是跟中共历史上犯下的所有罪孽一样，它也成为其维持统治的正面资源，那就是它的宣传机器常常挂在嘴边的"什么样的风浪没有经过，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意思是说在它70年的统治中，饿死了几千万人，打死了几百万人，把坦克开上天安门广场镇压示威民众，那又怎样了呢？它并没有受到正义的审判，反而在鲜血浸透的土地上发展壮大，今天开始公开嘲笑人类的自由民主理想。

被中共控制的历史并没有为六四作出公正的裁判。时评人长平认为，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正是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宣传伎俩——这就是中国梦的实质。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共的军队和武警重新占领了中国。血雨腥风之中，全国各地一派肃杀。正如很多追求正义而不得的人们一样...

当年的少年以为毛主席是永不落的红太阳，今天听起来是一个笑话。可是，今天的青少年以为专制制度更合适中国，以一个未经民选的、粗暴地抓捕人权律师、要求媒体效忠姓党的专制领导人为荣，又何尝不是一个笑话？

技术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谎言。它鼓吹人们不关心政治公正，而专注于技术发展。正是在这种谎言之下，中共成为全球化网络时代最大的受益者，并拥有了无数前沿科技。专制政权有了这些技术，当然不是用来解决刘慈欣口中的“一切问题”，而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如何控制社会，维持统治。互联网技术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政治开放，而是相反——更精密的社会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研究批判理论的两大要点，一是不能以历史事实来否认法理逻辑，二是不能以审美价值来取代社会规范。以此理论来观察春晚，我们可以确信：在文艺节目遭到严格政治审查的中国，再难看的春晚也会成为美好的回忆；再美好的回忆也不能改变春晚的性质，正如再好看的朝鲜团体操也是为独裁政府表演的阿里郎。

在需要的时候，这个政权随心所欲地将西方价值观为我所用。中国外交官留下的名言，不仅有“法律不是挡箭牌”，而且还有“我们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环球时报》为专制政权辩护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西方后冷战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多元包容。它努力论证专制符合中国文化和社会的需要，应该得到西方人的尊重。

你可以用毛泽东思想治疗精神病，你可以用习近平思想指导包子加工，科学家不会理你；但你要改变人类基因，那就是严肃的大事了。对于中国的这项伟大科研成果，中国和国际学界的主要反应，是谴责其违背医学伦理。122位华人科学家联署发表谴责声明，涉事医院深圳和美妇幼儿科医院出面否认，南方科技大学发表紧急撇清声明，深圳市和广东省政府部门介入调查，实在不像一个“历史性突破”的样子。

中国政府希望西方对自己“多元包容”，但并不真的在乎多元包容。这不仅体现在对国内不同声音、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严酷打压，而且体现在耗资巨大的“大外宣”政策。孔琳琳的粗鄙，让人不禁怀念起正在大牢里芮成钢来。那位前CCTV记者，至少还假装提问来表达爱党之情。

不久前，一个段子在中国社交媒体流传：晚上吃饭时，一个半生不熟的朋友跟我说，美国太不是东西了，跟我们打贸易战。“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赢贸易战”。我心想，你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你是那个“我们”吗？其实你就是那个“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