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出席过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由于都是自己人，于是讲心里话：代表中国建议苏联大哥早日与美国打核战，中国六亿人口，可以死掉一半，剩下三亿，战后再繁殖回来。历史档案显示：讲话后全场鸦雀无声，对中国人民之牛逼，又惊又喜，敬佩得说不出话来。

梅根嫁入英国皇室，本来满足灰姑娘童话的儿童想象，此一“社会向上流动力”的成功例子，旁观者嬉笑一阵，本来即可结束。但这个小女子不同。她钻入英国皇室，目的是在内部企图瓦解英国的君主立宪，与左胶内应外合。包括美国的“黑人命贵”的暴力集团，深度介入政治。

拜登至今没有。民主党不敢宣布：川普是个狂人，不懂外交，对中国乱来，想将美国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核袭击，拜登上台，一定会拨乱反正，重新对中国建立对话，实现和平。拜登没有这样讲，相信在未来一个月，也不敢这样讲。因为他再老人痴呆也知道这样说不但没有市场，还会令他变成美国版一九三七年之汪精卫。

成长和教育不能缺少文学，因为文学是熏陶情感，滋养心灵，启发想象力的来源。但中国向来缺少儿童文学，中国人过去的文学根基都从背诵唐诗三百首开始，但是唐诗三百首的题材和内容，什么出塞、离愁、闺怨、贬官、各种悲欢离合，都为儿童所不能理解，而令中国的文学作品，在奇幻童话的领域大为失色。

虽然女性主义导演费尽唇舌，说这部戏，是她本人“写给中国的情信”（A love letter to China），其中刻意将花木兰的父亲那个男演员，选角得面目五官像领袖，博取得外交部发言人赞赏女主角刘亦菲是中国人民的好女儿，然而这封情信，好像写得有点单思病。

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就变成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三十六万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若有三分一能有林郑的精神，则必可重创美国经济：要租房子、买靓车、超级市场买食物、添置衣服、手提电脑、星巴克咖啡等等，一旦集体撤退，让美国基层的零售加包租婆一齐向川普施压，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钱字主导，当会奏效。

你认为纹身图案像旭日旗，我不必分享相同的感觉。在遥远的地方，有一大群人知道旭日旗是何意义，我不必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必解释。但是今天川普清盘TiKToK，因为太多“社交媒体”散播无聊和愚昧。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花木兰既然代表汉人先进文化，歼灭蒙古低端蛮族的一幕史诗，于是“花木兰”上映，中国政府配合，先在内蒙古歼灭了一通教科书教学语言，隔代体现了花木兰精神，为电影上映以壮行色。若我是迪士尼总裁，当心领神会。电影上映之后，就向中方买下新疆拍摄地点，另建一座迪士尼园，以迎接面向中亚欧洲的“一带一路”旅游市场。

无论哪一种类型，喜剧的创作方程式当中，都离不开装傻扮懵，从差利到戆豆，都以傻瓜的形象著称。但是英文“傻瓜”一词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因为“傻”不是愚蠢，而是对虚伪的抗争。但西方的“政治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今天的这一代不但不敢开玩笑，还失去了幽默感，变得心胸狭隘，头脑简单，愈加愚蠢。

由半途要接手提电话，到必须即刻回短讯；由因为延迟了回复手机短讯，引起对方质问的误解和纷争（若有这种神经质所谓朋友，你不想被他施压成你也神经病，即刻绝交为妙），就知道通讯科技，虽带来无限“进步”，但人际关系，不会因所谓社交距离的紧密而更为和谐，只会更多仇怨。

创作的规律，就是除非不创作，要创作不妨夸张一点。倪匡说过：卫斯理科幻小说，主角卫斯理有一天一名阿拉伯酋长上门，找他查一宗奇案。倪匡说：酋长带着一皮箱美钞，应该多少钱？二千万？不，又不是真的，反正是空中楼阁，给钱的不是你，为何不说够两亿？

纳粹和社会主义，起跑线是一样的。

到了加拿大，就不行了。加拿大索性取消医疗私有化，每一个医生都是公务员。确实医院都盖得像养和，但初发现癌症，只要认为第一期，须排期半年才有得做手术。有人在加拿大突然牙痛，死去活来，明明认得一个好朋友是牙医，请他帮忙，该牙医朋友说：不可以，一切要经政府，我现在来替你看症，我就是犯法。这就是社会主义癌症扩散之弊。

这就是想移民英国要面对的现实。至于红利，当然是有的：深层历史文化，每一块石头每个村庄故事人物细节很多，森林和湖泊典故甚盛，还有公园和古堡，还有幽默感和自由。这一切住下去之后逐渐发现，反而舍不得离开。这就是BNO能接通的那一方世界。不要只听宣传，不论是政治还是地产商。香港本来是很好玩的，因为英国人曾经在。现在没有了，所以香港是仙履奇缘的童话。

如此抹黑，效力宏大，可怜中央领导十四亿人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用血汗打造了Made in China的全球品牌，在英美欧洲为无数家庭提供T恤牛仔裤、高清电视机、冰箱、多士炉，厨房刀叉玩具，我家也有，非常廉价耐用，却惨遭林郑特府切割，像犹大一样，在公鸡啼叫之前三次不认主。

美国对付香港，尽量如对付肺癌的镖靶药，辨认癌细胞，点对点先制裁，公布名单，涉及直系亲属，尽量不化疗，以免大面积杀伤其他良好的细胞。但镖靶式制裁会一步步扩大目标而力量收紧，一招比一招凌厉。反正当前广泛伤害经济的，是大陆传入香港的病毒，也不必劳烦美国现在即刻动港元。

班农有激情，也有点bitter，一头扎进华人堆，此族裔圈子品流与心理性恪之复杂，或其出身遇到的情意结和创伤，加上三千年“文化”形成之心眼和狡诈，绝非天真的美国人包括班农或拜登可想象于万一。

剑桥因院士问题与林郑闹翻，倒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新问题。到底是物先腐而后虫生，还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窝粥”？这两句话，属中国的语境，唯有如西方哲学的第一课：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最近看见一名英国人教出来、最初“民主派”、后来改为亲中的大律师行政会议员，与英国的电视台与主持人对谈，战狼附体，带头咆哮，会令香港政界对香港大律师这个行业反感。他如果知道Roland Freisler，当不会如此。读了几十年殖民地名校英国书之司法精英，都变成伦敦唐人街旺记（Wong Kee）酒家店小二之著名风格，连这种人移民去英国，必是二等公民，切宜三思。

这种人物都不喜欢束缚，喜欢麻烦，另找公式，因此引起所谓争议。正如美国电影“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里，男主角积尼高逊演的那个叫麦梅菲的罪犯，拒不服从穿制服、脸孔木无表情的护士长安排的电视节目，非要领导一批病人由转台看篮球赛，更越狱去游船野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