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堡小劳教的历史由大堡小劳教自己书写，这部始于一九五九年，由大堡作业区近三千少年儿童充当主要演员的连续剧最终以悲剧谢幕，他们幼小的生命长眠在峨边县大堡镇的荒山中，近三千条小驱壳谱写并成就了一篇对体制的起诉状。李久第就是这近三千个冤魂中的幸存者。大约是在一九...

王书瑶，沈阳人，男，1936年生。两岁时父亲过世，生活艰难，作过报童，卖过冰棍，对社会的苦难有很深的感受。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7年在五一九运动中，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呼吁不要高度集权，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1958年因此获罪...

1970年元旦前后，我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到南京，得知我已摘帽并回到家乡，要我到他那里小住，养养身体，我便到了南京。一天早晨，妹妹买菜回来，不安地悄悄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罪犯，布告贴出来了，有像你这样的右派分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万万没有想到，在...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就被送去农场劳动教养，历时十余年之久。农场劳动教养的生活，令我终生难忘，许多人物，事物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刻浮现在眼前。为了一个忘却的纪念，仅将铭刻心灵的点滴之事，如实记录，与难友们共话。麻疯草里寻宝新兴农场龙凤中队对面雷劈山背后的...

题记：那是一座自然监狱，埋葬生命与爱情的地方，一遍白骨，处处墓坟。而今它己不复存在，从人们记忆中消失。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对罪恶的封杀?四川乐山市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位于成都西南300公里，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阴风怒号，霜剑冰刀，野兽横行。它前有波涛汹涌的...

劳教既是这些“小劳教”的身份，又是他们的生存状态，饥荒则是他们在劳教身份和被劳教生存状态下的又一种生存状态。这两者相互作用，将“小劳教”的身体、精神残酷地抽空，令他们在饥饿，在难以与父母相见而哭泣、绝望，并在饥饿、绝望中死亡，继而对死亡的麻木中成为真正的罪犯，一个盗窃国家、集体和个人粮食的罪犯。

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场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沟、兴凯湖、峨边沙坪、苏北利亚、清河。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

那些响应党的号召、认真帮助党整风的知识分子，还真的以为要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呢！他们哪里想得到，整风反右原是一回事，都是毛泽东预谋、策划已久的圈套。 死里逃生的惨痛经历，迫使我重新去认识毛泽东。正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设下的各种圈套，（包括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于死地）彻底摧毁了我对他的信任，我无法再相信他了。

妈妈后来和我说，姥爷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精神和身体上的非人折磨，多次想到了自杀，但他更多的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人----姥姥和五个孩子，就咬着牙坚持而顽强的活着。直到一九八零年被所谓的平反。因为多年遭受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姥爷瘫痪了也无法说话。

这次火势太猛，人体经大火一烧，全成了黑焦炭，大多很难辨认，只好让木牌空着。据后来场部统计，大火烧掉茅草房3幢，死难人数约130多人，其中蔬菜队30多人，农业1队100多人，农业2队1人。农业2队宿舍位于最后面，多数难友先后逃离火海，免于死难，烧死一人却是我们云和老乡。

大田劳动是单调乏味的，一天8小时，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总是千百次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到了收获季节或冬天兴修水利，除了付出较平时增多好几倍的体力之外，不管是割麦、掰玉米棒，还是挖工挑泥，也还是千百次地重复着同一种运动和姿势，这就愈益显得生活的呆板和寂寞。只有...

题记：荒唐年代必然有荒唐的故事，一个12岁还在上小学的孩子，竟在反右斗争中被中共地方党委划为童右，一样弄去劳动改造，你相信吗？然而却是事实。四川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自古出才子俊秀。明朝成化14年（公元1478年）距成都20公里新都县，一个叫杨廷和12岁的孩...

1961年底，在茶淀农场（特别是于家岭分场）劳教的右派分子，在饥饿中大批死亡。农场感到这样下去是个问题，于是，把一批饿殍用回家养病的名义送回家去。一则把已经不能劳动的饿殍送回家，回去死掉和农场毫不相干，概无责任；二则农场不养不能干活的劳教分子，只能榨取他们...

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并有杨显惠先生《告别夹边沟》垫底，加之对第三帝国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了解，以及多年前读过索尔仁琴尼的《古拉格群岛》，对集权和暴政的统治并不陌生。只是拿起赵旭先生给我寄来的《夹边沟惨案》，还是无法将人类史上最野蛮的一页翻过去。因为，这一页...

一、引蛇出洞我发表《论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取消党委制》。取消党委制此话从来有杀身之祸。五七年鸣放，我以此为题著文，太幼稚。斯时我读大学三年级，还不懂真实的政治便是残酷的阶级斗争。我的文章真心诚意，帮助党整风，不过超越了思想警戒线。文章认为：党的问题不仅是...

重庆北碚区农民肖成林与重庆公民合影。（受访者提供）重庆北碚区农民肖成林，25年前因不服被强征一笔65元的公粮农税费向上级反映，遭到当局持枪强制执行抄走家中6万元现金，还被强迫上电视台作为抗交农业税的典型播报，使他一家人的人格尊严受损。肖成林从此走上上访之路...

“一些右派是惨死于同类直接或间接的迫害，一些右派是因为同类的压迫使生存更为悲凉。对此，虽然可以归咎于‘以右治右’的专政恶毒，归咎于‘你死我活’的生存无奈，但是，在灾难、恐怖、迫害面前，有人性的高贵、尊严、坚守，也有人性的卑劣、萎琐、自私。每一个人，都应对他的选择和行为承担责任。

傅作恭乃傅作义将军八弟，抗战中入南京迁成都金陵大学，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系获博士。被他任水利部长的兄长傅作义由美召回，为新的红色政权服务，分配到甘肃水利厅。1957年，一再邀他向党谏言，他就只说了共产党不应只重视改造知识份子，应该重视发挥他们积极作用，说点常识性好话与人话，就被打成右派，囚入夹边沟被饿死。峨边劳教营中右派精英代表，是刘盛亚了。其父亲是北大川大农学教授，他19岁即留学德国，23岁即出版中国作家第一本反纳粹作品《在卍字旗下》，25岁即任川大兼武汉大学教授，饿死于峨边劳教营。

林宪君告诉我，从1959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埋饿死的孩子，到1960年，小劳教们大批死亡，天天死，天天埋，一直埋到1961年底，他亲手就埋了100多个孩子。他还记得有一个叫萧复新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管教干部叫他把萧背到十几里外的医务室去。在路上，孩子告诉他，他三岁就没有了父亲，母亲靠捡垃圾养他。他因为饥饿偷了农民的几块红苕，就被送来劳教。他说，他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妈妈一眼……这几句话，是这个孩子在世上最后的声音，不一会，他就在林宪君的背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郭书记要护士“特别服务”,被拒绝，护士被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