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底，有三个人曾经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他们是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这三个人现在周伯萍还在。20世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时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粮食部计划司62年统计表：59年4月到60年4月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饥荒最严重60年4月，库存403.51亿斤，相当于一亿多人一年口粮，但这是专门出口贸易粮。时人回忆：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粮食和其他食品，由部队或民兵把守，上面规定：饿死不开仓。

1958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过程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制定了联邦资助公路法令——一项将当时的美国州际公路系统拓展十倍的法规。现在可以开车到达每一个主要的美国大陆城市。你想在美国开车去哪里？如果你对驾车穿越美国感兴趣，选择一条路线吧。 绍兴师爷在北京：陆洪恩在被执行死刑前曾留下这样...

素有“农村改革之父”之誉的杜润生坦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开始后，到处浮夸平调，农民自身权利遭到极大剥夺，“大锅饭”也维持不下去了，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都不干活了，群众性消极怠工现象普遍化，这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啊。结果，原来的理想变成了一堆泡沫，发生了可怕的大饥荒。政府、农民两败俱伤，农民损失更是惨重，饿死4,000多万人。

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却有合法的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

凌虚铺子：欧美国家，貌似没有怎么维稳，但自二战以后却超级稳定。不仅没有战乱，连动乱都没有。凭什么？靠的是法律和宗教两根绳子约束。世俗的交给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精神的交给宗教，人人有信仰有敬畏有底线。反观我们，是什么也不信，什么规矩也不讲，盲目自信，...

上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先生说：“人类的饥饿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图为中国的三年大饥荒（1959-1961年）时期。（网路资料图片） 42、九岁娃自己搓绳吊死 湖北省利川县柏杨大镇的范燮阳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出现人吃人惨剧。近日，大饥荒年代保存的一张最血腥的父子合影——“父食子”照片在网络曝光、热传，民众震惊、拷问中共。 图片显示，父亲刘家远站在墙边，手戴着铁铐，身边是他儿子的头颅和骨架，还有一个铁锅。锅里面炖着他从...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的一棵。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

中国大饥荒时期人民公社吃饭情况。(新华社档案照) 密西根大学助理教授徐宏伟表示，根据最新研究分析，曾在婴儿期遭遇中国大饥荒者，步入中年后，认知能力急遽下降。(密西根大学提供) 由华裔学者徐宏伟发表的最新研究显示，1959年到1961年间出生于中国大饥...

微读社会：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强则国强！ 鲍简‏：此时此刻特别佩服习总书记的淡定和忘乎所以的自信，召开首届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号召世界各国人民秉承“天下一家”理念。我的天啊，您先把中国、北京市的高端低端人口先“天下一家”好，别在数九寒冬轰赶低端人口好...

1958年大陆搞大跃进，邓小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毛泽东就讲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饿死4千多万大陆民众，毛泽东自然是罪魁祸首，而邓小平则是共犯、帮凶，助纣为虐。如果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过，也必将追问到邓小平的“头上”。邓小平怕追到“自己的头上”，就不让追了。

在大跃进与大饥荒期间，安徽毫县发生了大量人吃人事件，人们为了不被饿死，经常将已去世的亲人进行烹煮食用，将亲人杀死食用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把已去世者的尸体从墓中挖出食用，还出现了人肉交易市场。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仁怀县1959、1960、1961年，三年末粮食库存库存最低的1961年，竟然也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

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伙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北京市工商、公安部门全面出击，仅一天之内就取缔、查获私下交换物品案件13977起（罪名黑市交易），抓获69913人。

之一：国共内战;之二：北韩冤魂;之三：反右;之四：三年饥荒;之五：十年文革;之六：篡改历史。

林彪与他的夫人叶群合影。（网络图片） 在庐山会议、上海会议和杭州会议的影响之下，全国又掀起了一阵“大跃进”和“发展社有经济”的高潮。有些省、区急于向公有化程度更高的公社所有制过渡，又肆无忌惮地无偿占有大队、生产队和社员群众的财产，大刮“一平二调”的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