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图帮助朝鲜统一半岛的中共在战争中不仅损兵折将，并被迫签订停战协定，而且没有占到丝毫便宜。相反，中共和朝鲜人民军不仅被赶回了“三八线”，朝鲜的国土面积还比战争前少了1,500平方英里，且失去的是一块富产天然气的地区。朝鲜战争中，中共将上百万军人送到朝鲜做炮灰。据联合国军推测，中共军队阵亡人数大约在40万左右（有资料显示可能是100万），而美军阵亡人数为3万多人。

随后汪东兴来了，把杜修贤召唤到停放毛泽东遗体的大房间里，并叮嘱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等贴身侍从也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八个人走进来，围绕停放着毛泽东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排成一行在遗体前照像。八个人手挽手、十指相扣，在遗体前照像。照完后又照其他合影。总共照了二十几张，以后，遗体即被转移至人民大会堂，等着“万民瞻仰”。而且整个拍照过程都安排在深夜进行，令人感觉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1957年中国著名媒体人储安平先生，在毛泽东骗人的所谓“帮助党整风”的会上发言，称中共的统治为“党天下”。此语当然是出于《诗经·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句的转用。当時香港的一家报纸把储先生的这句话贯以特号大字作为通栏标题，副标题则是“储安平炮轰毛泽东...

“抗美援朝”期间，生活艰苦。金日成派人给总司令彭德怀送了一小筐鸡蛋，这在当时的朝鲜极难得极难得的。除了给总司令吃以外，没有任何人敢打这些鸡蛋的算盘。11月25日上午，彭已吃过饭，在外边下棋。毛太子睡足了觉，才来上班，并擅自拿鸡蛋做蛋炒饭。拿鸡蛋吃已经超狂妄了，而且在不应该做饭的时候让美国的侦察机发现了目标，毛岸英不但差点害死彭老总，而且自己被美国战机的凝固汽油弹击中，临死没有吃上一口蛋炒饭。

当我们翻阅历史档案时，我们几乎没有在抗击日军的正面战场上看到这些元帅和将军们的影子，偶然现身的一两个元帅也不过小小地打击了日军的侧翼部队。那么，这些在中共的媒体和教科书中“功勋卓著”的元帅和将军们，在8年抗战中究竟身在何处？究竟在干些什么呢？

窃收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与各总司令部、军部、师部的来往无线电报，将这些电报设法译出，对国军的一切动态与计划了如指掌，故国军未行动前，其部署作战的计划，便被红军所获悉。这一支无形的赤色第五纵队直接伸入了国军最高统帅的指挥部。在战场撤退时，对于负伤不能行动，又无法搬运时，只要被红军打扫战场的队伍看到，必将之杀死。所以在作战时，国军想俘虏伤兵亦是难事。

彭德怀和金日成。（网络图片） 在韩战（中共称“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当战局形势逆转时，金日成为保存实力，不顾全局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导致不少中共军队陷入敌后。其中，战斗力较弱的六十军一八零师被俘七、八千人，造成中共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最惨重损失。...

蒋介石被释放后，张学良立即被逮捕，并送军法审判，结果判十年有期徒刑，但最终以软禁形式度过终身，直到1989年才被释放。西安事变过后不久，张学良托里昂先生担任张妻赵一荻与幼子张闾琳的贴身侍卫。接下来的五年，张学良在上海服刑，而里昂先生协助赵一荻母子处理重要家务，并驾驶飞机带她们四处奔走。里昂先生在一九四一年离开了中国，带着装载个人文件与相片的六大行李箱以及受张家所托储存私密物品的保险箱回到了洛杉矶。

在牢里，杨开慧曾被用刑，要她自首，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她想到了毛泽东对她说的：“算人间知已吾与汝”，她宁死不屈。她为自己一生曾得到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知己心满意足。她不惜为毛泽东和他从事的事业去死。十一月十四日，她带着一种女人特有的满足，慷慨地走向刑场，那年她年仅二十九岁。她至死都不知道早在二年前她与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一个叫贺子珍的年轻女人已经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女主人。

周后来在批彭的常委会上替自己辩护说：彭，你的骨头就是犯上。驯顺、顺服，就是没骨头嘛！领导干部也是要驯服的，要不革命怎么能胜利呢？！在他即将进行生死未卜的大手术之前，这位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中国总理最担心的是失去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担心自己被看成是“投降派”。周大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第一：处于战争状态以便于安内；第二：借韩战之机剥夺彭林的军权；第三：借韩战消耗原国军兵员；第四：搞家天下，为太子立本。彭的所有英明指挥，都应该有太子亲征的一半，料他彭德怀到那时候也不敢不承认。怎奈人算不如天算，太子违反了战斗纪律暴露了目标，为了一碗蛋炒饭，葬身于汽油弹的火海中，毛泽东这个最自私的动机失败了，从此彭大将军也成了他的夺子仇敌，不除不快。

毛泽东请林彪来谈话，他对林彪说：我今天对朱军长提出，升林任二十八团团长，但遭朱反对，劝林以后好好的努力，将来一定与他力争，务达目的而后已，请他特别留意。那时林彪正是血气方刚、自负不凡的青年，既感激毛泽东对他的赏识，更憎恨朱德不赏识自己，气得满脸通红，他对毛泽东表示：感激毛主席提拔，并决心为中国革命奋斗牺牲。由此，他就一面倒向毛泽东了。

毛泽东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蒋介石时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体也有报道。六十年代媒体也有报道，怎么报道呢？指定地点安排人去看，当时外国专家去安徽的逍遥津公园去看，安排女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摆满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国专家，包括斯诺，写出报道说中国没有饥荒，一个英国记者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内幕》，也说中国没有饥荒。这些外国人写了之后，新华社翻译过来，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饥荒，用来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的方式。

作为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彭德怀马上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司令部就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当时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是肖克。他对彭德怀的如此武断，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就写了一封信与彭交换意见。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这封信，也像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抓住彭德怀的“万言书”作罪证一样，被彭德怀当成把柄，罪证抓住，称其为向国防部进攻，“挑刺挑到国防部”来了。

原来在“彭大将军”春风得意，叱咤风云之时，对与自己意见相左，或心存芥蒂者，也同样会按党的“传统方式”，以反对某某主义的冠冕堂皇之词，将对手批倒斗臭。而刘伯承也同样是位“得势不饶人”的先生。由是观之，这大概应是中共的优良传统吧！

毛在“大跃进”期间的胡作非为召致党内外诸多人土的不满，面对这一状况，毛不是反省自己、改弦易辙、痛改前非。而是采取诿过于人、转移视线的方式来推卸责任。 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为纠正一九五八年的极左路线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

高文秀的回忆与对比，显然说明“解放前”比“解放后”强得多。那么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农民闹革命，究竟是为的什么呢？中共怎样解释这场革命给延安革命根据地带来的苦难呢？高岗、彭德怀、习仲勋，这些陕北根据地的革命领袖，一个个都被戴上“反党分子”帽子，有的竟因此死于非命。上万的西北、陕北和延安的地方干部都成了“反革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庐山会议60年：被毛泽东一闷棍打翻的彭德怀和他的万言书！

李锐先生曾与笔者有过一段谈话：李：毛早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单：这不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吗？李：当然是极端个人主义喽。毛这一生也都是这么做的，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很少考虑其他人，对社会大众如此，对自己老婆也如此。他一上井冈山，就同贺子珍搞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