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读完章诒和的《这样的事和谁细讲》。当然读的是盗版书，这样的书在这里是无法买到正版的。章诒和先生一如既往会讲故事文笔好。这次章先生写了翦伯赞、千家驹、罗隆基、李文宜及一些人物小传。章先生秉笔直言，仿佛觉得在本书中，她写得比以往更加直接，不为尊者贤者讳，矛头已直指罪恶魔头和制度。她...

据说很多上海人每天都要对着张爱玲的照片拜一拜，称她为“跑路天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年轻的张爱玲颇受当局礼遇，曾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穿着旗袍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代会，还被安排下乡参加土改体验生活。但是，先知先觉的她于1952年7月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港大学业”为由，申请赴港，随后迁居美国。与她背景相似、留在大陆的作家苏青、关露、周瘦鹃等人，大多没有躲过残酷的政治迫害。

那位赫赫有名的浦熙修，都立为楷模了，居然也未能爬出右派的泥淖，竟也被划了右。对此，受伤深重的罗隆基激愤万分：“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是条条致命呀！难怪孔老夫子要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浦熙修出卖了我，只不过保住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还是划了右，何苦呢！”

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但政见不同，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经常争吵，更谈不上私人交情，一九四九年后，两人的这种关系依然如故，这是民主党派中的许多领导人都清楚的，就是他们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的鸣放观点也是各说各的，不可能沟通商量。但毛泽东出...

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的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毛为此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号召中国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账”。毛甚至还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并允许罢工、罢课。

“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亲自撰写社论，将右派的进攻指向“章罗同盟”，而事实上，在民盟内部，章伯钧、罗隆基关系根本是水火不容。然而，这并不妨碍罗隆基成为全国声讨的“大右派”。

章乃器一直说和中共是朋友，在民主革命时期一直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但是他老婆把他在家里说的那些话——民主党派支持共产党，也有思考的过程，在家里也讲一些私房话——胡子樱把那些私房话都揭发出来了，说章乃器根本不支持中共，他是历史反革命，你说章乃器怎么会不崩溃。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被打成了全国第二大右派的罗隆基，受到了来自身边亲朋的猛烈批判，尤其是罗隆基昔日情人的史良（司法部长），浦熙修（彭德怀妻妹）和邵慈云（秘书兼情人）一下子都变成了敌人。时任司法部长的史良批判储安平的言论，揭发章伯钧...

而浦熙修揭发中的“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之语，让罗隆基无言以对。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为何中共对于这6个人如此特殊对待？除了他们反对一党专制的“反动”言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为当时邓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他自知罪责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邓小平自身也难免被追责。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参与当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各级部门的实权人物，他们害怕自己被追责。

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仅因为写了“花丛小语”这样的讽刺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为了自保竟和儿子断绝往来。195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电话采访黄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对黄万里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支持全校同学对黄万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反右高潮过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这批在中国大名鼎鼎的的“著名民主人士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在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

童年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中，老觉得父亲的话会被监听。成年后一些传闻得到证实，一个民主党派高官的家人，说收拾屋子时，无意在墙上发现电子管的窃听器。还听一位老警察说过，当时采用拉线的方式对罗隆基、章伯钧家进行监听。这说明从小形成的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有个文工团员，反右时支部分到两个右派名额，讨论到深夜没结果，这姑娘去了趟厕所，回来得知自己是右派了。还有个老教授，组织上谈话，“党的困难就是你的困难，现在右派少一个，您解决一下？”教授答应了，扔到山里劳教了20年。

章立凡：童年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中，老觉得父亲的话会被监听。成年后一些传闻得到证实，一个民主党派高官的家人，说收拾屋子时，无意在墙上发现电子管的窃听器。还听一位老警察说过，当时采用拉线的方式对罗隆基、章伯钧家进行监听。这说明从小形成的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罗隆基，“解放”后只做了几天的部长便被打为大右派，遂横遭批斗打击而不能善终。“解放”前时时都敢公开辱骂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的郭沫若，“解放”后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将那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专制魔王毛泽东歌颂成了他和全中国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至于一生为国民政府所养，晚年乃用着“绍兴师爷”的尖刻文风，天天指骂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个世纪曙光”、即“共产主义曙光”的鲁迅，则正如文革之后的周扬所为他悲叹的那样：“鲁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门前等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