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的《江南春》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2025年12月17日，澎湃新闻发表题为《南京博物院馆藏明代仇英〈江南春〉为何现身拍卖市场？》报导后，南京博物院瞬间被推倒风口浪尖上。（网络截图）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朋友在网上看到仇英的《江南春》图卷出现在嘉德的春拍预展目录中；如果没有舆论的持续发酵，庞家两代人从文革结束后开始的漫漫维权路恐怕还是遥遥无期。也许，是冥冥之中，籍由横跨三个世纪的百年庞家，老天要揭开中共治下的一段黑幕……

南浔巨贾，收藏大家

庞家是清末民初“南浔四象”之一（像，为家产在白银千万两以上），富甲一方。庞家发迹始于庞云鏳。庞云鏳15岁就从事蚕丝业，从镇上丝行的学徒做起，到与人合办丝行，后又在上海创办独资丝行，参与蚕丝外贸。据《近代浙商名人录》记载，庞云鏳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私交很好，因此得到了为左宗棠采购收复新疆所用军火、军需物资的机会，获得巨额财富，商业版图也籍此扩展到全国，坐拥丝厂、造纸厂、纺织厂、电厂等众多实业，参股兴业银行，形成横跨商贸、工业、金融的庞大商业体系。

庞元济是庞云鏳的次子，字莱臣，号虚斋，继承家业后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除蚕丝外投资棉纺、造纸、食品、地产、铁路交通、电力、典当、金融等行业，先后创办了一大批现代企业，如：世经缫丝厂（国内最大机器缫丝厂）、通益公纱厂（浙江最大企业之一）、上海龙章造纸厂（上海第一家造纸厂）等，成为清末民初最重要的企业家之一。

庞莱臣既善营商，又痴迷书画，丹青有成，一生收藏无数，时称“江南收藏甲天下，虚斋收藏甲江南”，与“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大收藏家张伯驹齐名，被誉为“北张南庞”。庞莱臣的虚斋藏品有数千件，时间跨度逾千年，从唐、五代、宋元名迹到明清大家，比如：唐，韩干；五代，董源、黄荃；宋，赵佶、郭熙、苏轼；元，倪瓒、黄公望、王蒙、王冕、吴镇、赵孟𫖯、柯九思；明，仇英、沈周、董其昌、文徵明、周臣、唐寅、戴进、陈洪绶；清，石涛、吴历、髡残、王时敏、龚贤，等等，几乎勾勒出中国古代绘画史的完整轮廓。

艰难的选择——错误的选择？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庞家也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

庞莱臣的嗣子庞秉礼是孙立人将军的秘书，动员全家搬去台湾。当时，藏画已经全部装箱，运输的军车也准备好了。临走那天，全家合议，觉得老太爷已逝，孤儿寡母在台湾很难保存好祖父一辈子的心血，庞家的根应该在大陆。

谁承想，这一念将铸成千古恨。留在大陆的庞氏后人不但未能将祖上的家业、心血守住，而且在以后的运动中吃尽苦头。如果当时选择离开，凭借手头的收藏、资产，即便不能在海外出人头地，起码一家人也能衣食无忧。可是，当时又有多少人能认清共产党的伪善呢？

急转直下的命运

很快，运动来了。

1952年，中共发起了打击“资本家”的“五反”运动。人人过关，个个挨整，检举揭发，自污诬他，莫须有，胡说八道，坦白也不能从宽，抗拒更要从严。受不了批斗、屈辱的，服毒、跳楼、跳河、上吊，比比皆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冠生园的冼冠生跳楼自杀，船王卢作孚服安眠药自杀……侥幸活着的，巨额罚款（五反补退），上交资产，从此夹起尾巴做人。

1953年至1956年，中共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革命”对象还是“资本家”，用“赎买”（低价收购）“公私合营”（变相侵吞）的手段把私有财产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全国各地拥有大量产业、资产的庞家想必也逃不过运动的波及，都被“社会主义改造”了。《南浔庞家》一书描述，庞秉礼在建国初期已经“囊中羞涩”，“公私合营”后“靠定息及变卖家当”。

家藏字画也在劫难逃。从1952年开始，上海、北京、南京纷纷前来征集，动员捐献，当然名义上都是打着爱国的旗号。毋庸置疑，庞家是有家国情怀的，但是，虚斋收藏毕竟是祖上的毕生心血，犹豫、不舍，人之常情。可是，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不捐行吗？就这样，到1963年，曾经名扬天下的虚斋收藏基本不复存在了，珍贵文物从“私有”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公有”，成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可是，庞家并没有因为对国家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而得到应有的肯定和尊重，更不要说权利了，甚至连起码的安稳生活都没有。

庞莱臣的曾孙女庞叔令在接受财新杂志采访时说，1966年9月17日，苏州博物馆工作人员带人来抄家，拉走了三四卡车的古董。她父亲（庞曾和）耷拉着脑袋站在一边，看着家中的古董字画被搬走。做记录的人给了她父亲一份清单，被博物馆工作人员抢走，说“资本家还要‘变天帐’吗，不用给的”。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庞叔令的脑海里。

随后，庞增和全家被下放到苏北大丰农村改造。全家七口人仅靠庞增和每月几十元的工资生活。当时庞叔令年仅14岁，靠在诊所打针、绣花挣点零钱，为家人分忧。

庞家，从富可敌国跌至贫无立锥之地。

艰难的追索

1979年，庞家从下放的农村回到苏州，开始了艰难的追索。

元朝吴镇的《松泉图》和清代吴渔山的《仿古山水册》是庞莱臣非常喜欢的画作，吴镇传世画作很少，庞莱臣曾交代这两幅画要作为传家之宝。1963年，南博工作人员徐沄秋以办临展为由借走了《松泉图》和《仿古山水册》，但逾期未还。接着“四清”“文革”，抄家，下放，一直到1982年，庞增和才顾得上向南博追讨这两幅画。但是借据在文革时被毁，曾经在征集时多次上门、殷勤的南博院长姚迁，对庞增和夫妇敷衍推诿。多次索要无果，又遭遇太多冷板凳，庞增和认为南博不讲信用，于1988年起诉南博，要求归还《松泉图》和《仿古山水册》。

因为借据被毁，南博在法庭上抵赖，称画是庞家捐赠的，但又拿不出正式的捐献文件。一审法院将画作判给了南博，由南博付给4万元。这个判决明显证据不足，偏向南博。二审时，南博改口称是庞增和卖给南博的，当时受运动影响，未能给付画款。这种前后矛盾又没有有效证据的证据居然能被法院采纳，二审法院还是把画判给了南博。判决同样包庇南博。既然南博没有合法的捐赠手续，又没付钱，画作理应归还原主；庞增和虽然拿不出借据，但画是庞家的，博物院怎么能据为己有呢？法院怎么可以判给南博呢？这个道理再简单、清楚不过了。更令人气愤的是，南博还倒打一耙，指责庞增和讹诈——出借文物20多年，偏偏要等经手人去世死无对证，才向南博索要。

庞增和难以接受，但又无能为力，只能以拒收画款表示抗议。

还我清白

2014年，南博举办“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庞叔令在策展人庞鸥的文章中发现了这么一句话：“庞莱臣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会败落到卖画为生。”庞叔令顿感奇耻大辱，当年庞家响应国家号召把大部分珍藏捐给了南博，被征集的藏品也只是象征性地给点钱，她父亲也从未卖过一张画，如今却受如此诋毁。庞叔令多次给南博写信要求撤回该言论，南博置之不理。

2015年6月，庞叔令起诉南博和庞鸥，要求他们道歉，恢复庞家名誉。法庭上南博居然称捐赠人（庞增和）已去世，所捐藏品与庞家没有关系。庞鸥为证明庞家以卖画为生，还出示了庞莱臣女儿出售《江南春》给艺兰斋的媒体报道。

可是庞莱臣没有女儿，庞鸥败诉。法院判庞鸥个人向庞家赔礼道歉，但又判南博免责，称是庞鸥个人行为。其实，这个判决同样偏向南博，官官相护，为南博开脱。南博办展，庞鸥是主要策展人，南博研究馆员，他在展览画册卷首写的文章，基本可以认同是南博的论调。从另外角度讲，庞鸥是南博工作人员，服从单位、领导意志，这么重要的文章，领导没有审稿？工作人员出错，负责人没有责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惊人发现：捐给博物院的画流入了民间

庞鸥举证庞家卖画的证据激起了千层浪——1959年庞家捐给南博的《江南春》怎么被艺兰斋收藏了？

庞家开始怀疑捐给南博的137套字画的去向。2016、2017、2018年，庞叔令和母亲接连三年给南博写信，要求彻查、公开这部分字画的登记台账和去向。南博依然置之不理。庞家向各级部门反映情况的信，堆起来有20厘米厚，但都石沉大海。2022年，庞叔令母亲因为与亲戚谈及和南博的纠葛，受到刺激，16天后不幸离世。

2024年10月，庞叔令从丧母之痛缓过来后，委托律师要求南博将137套字画的保管、流向等情况做详细的说明。但南博依然不做回复。2025年1月，为了讨回公道，庞叔令起诉南博。（笔者注：这恐怕是庞女士决绝而又无可奈何的选择吧）

法庭上，南博依然推诿，不愿说清藏品现状。这一点让人匪夷所思，庞家把这么珍贵、这么多的字画捐给了博物院，当时是出于响应国家的号召，也是对博物院的信任，无论从情理、道义还是职责，政府、博物院都应该为此负责，并给予捐赠人足够的尊重，更不能过河拆桥。从1982年的追索到2016年的名誉纠纷再到后来的追查字画去向，南博始终不做任何回应，甚至一再推诿，各级部门也没有任何回复，对捐赠者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从后续事件的发展来看，南博不作回应，是不想回应？还是不愿回应？还是不能回应？这其中果然有猫腻。

戏剧性的一幕

2025年6月，在法官主持下，庞叔令和南博达成了调解。法院要求南博安排庞叔令查验藏品，并就缺失藏品予以说明。此前，出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5月22日，在南博继续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仇英的《江南春》出现在嘉德的春拍预展目录中，图录介绍该拍品流传有序，有虚斋12枚印章，庞叔令发现装画的木盒子还是太公当年收藏时的盒子。

6月底，庞叔令到南博查验，发现少了5幅画，其中就包括这幅仇英的《江南春》。7月3日，南博给庞叔令的回函中提到这5幅画被鉴定为伪作，已做划拨、调剂处理。庞叔令不认可这个说法，要求南博出示划拨依据和去向的材料，南博拒绝提供。

8月7日，庞叔令再次起诉南博，请求法院将《江南春》等5幅画返还庞家，诉讼理由是虚斋收藏都是精品，南博若认定其为伪作，应通知庞家，共同确认真伪。南博确定不收藏，庞家有权收回。

11月20日开庭，南博的做法让人质疑，出示的证据试图掩盖什么，遮遮掩掩、支支吾吾……无法提供画作下落的有效证据。

流失经过

根据澎湃新闻和财新的报道，《江南春》从南博流入民间的过程可以大概梳理如下：

·南博出示证据：1961年、1964年，两次鉴定为“假”，不宜入藏；

·南博出示资料：1997年5月，《江南春》拨交江苏省文物总店，时任南博副院长徐湖平签字，徐湖平同时是文物总店法人；

·证据显示：1996年12月，与徐湖平关系密切的南京收藏家陆挺注册成立艺兰斋。1999年，陆挺向上海收藏家颜明炫耀藏品《江南春》。颜明听说，《江南春》调拨到文物总店的第二天，陆挺就以16万的价格买下。2000年，艺兰斋在《读者》刊发广告，其中有其藏品《江南春》的介绍；

·南博出示资料：2001年4月署名“顾客”的顾客以6800元买走“仿仇英山水卷”。据财新报道，一位资深古字画专家称，“仿仇英山水卷”很可能不是《江南春》，有名的作品名称不会轻易改变，很可能是混淆视听，掩盖真实交易；

·2010年,江苏《现代快报》报道《艺兰斋珍宝探秘》，介绍陆挺收藏的《江南春》；

·2023年，陆挺将《江南春》抵押给南京十竹斋，后无力支付本金和利息，十竹斋将《江南春》转让给宁波收藏家朱光。

·2025年5月，朱光送拍嘉德。

在沉寂了30年之后，《江南春》终于现身，从6800元变成了8800万，南博认定的“伪作”居然拍出了天价？

徐湖平其人

在整个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前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据财新报道，其父亲是老红军，在江苏以副省级离休，徐的岳父也是江苏省级领导。徐本人只有中学学历，参过军，当过工人，1973年调到南京博物院后，因为高干子弟背景，升迁很快，从党支部委员到院办公室主任，再到1985年担任南博副院长，从一个高中生、外行到担任省博物院负责人，只用了短短12年。徐湖平后来主要仰仗其岳父，徐的岳父曾分管政法委，在公检法系统里人脉很广，所以，几十年里那么多人举报徐湖平，都没有把他告倒。

《江南春》事件出来后，南博老员工郭礼典实名举报徐湖平盗窃故宫南迁文物，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擅自撕毁抗战时期封条，取出大量珍贵文物，指使鉴定专家将故宫馆藏文物鉴定为“赝品”，然后低价出售给自己主管的江苏省文物商店，再通过其子徐湘江在上海开设的文物拍卖公司转手倒卖，牟取暴利。徐湖平为逃脱法律制裁，先后将多件书画赠送给各级领导，包括省反贪局局长。为了躲避清点检查，徐湖平长期拒绝、阻挠故宫博物院归还南迁文物的要求。从2008年起南博40多位职工多次联名举报，新华社内参也曾刊登徐湖平腐败材料，但因行贿对象太多，背后势力过于庞大而不了了之。

由来已久的腐败和乱象

财新报道，南博的员工说徐湖平的胆子非常大，没有一个博物院敢像他那么做事，也没有一个博物院像南博有这么大的家底，而且有机会、有人脉去做这些。这话说得很对，徐湖平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从反面理解）。

徐湖平是高干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懂得官场人脉、保护伞的重要，深谙为官、贪腐之道。他主持南博期间，正是共产党贪腐最严重时期。1999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以贪腐吸引、拉拢官员参与迫害，以腐败治国，可以说无官不贪。

有一种贿赂形式叫“雅贿”，比如商人给官员送古玩字画（真假不论），官员再送拍，由送者将拍品高价买下，把赃款洗白。如此循环往复，都形成了产业链。

还有就是投领导所好，这位领导喜欢字画，那位领导喜欢“借阅”，借出去的字画古玩要么长期不还，据为己有；要么就写“丢失”，做个假账，反正一笔糊涂账，大家都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中共在文物界的贪腐、乱象由来已久。

·一是因为权力和贪婪。文革红卫兵破四旧，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籍、玉器、瓷器、字画等文物。1967年还专门成立了“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将抄来的文物登记造册，集中保管。军宣队进驻后，为了“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专门成立了“首长接待组”。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等人成了座上宾，什么都要，好的、老的，全部打包带走，前后共计5万多件。有时假惺惺地付点钱，全套二十四史（711册，配金丝楠木匣），10元；清宫象牙笔，1分钱；黄庭坚《腊梅三咏》，5元……

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康生唆使造反派去抄家，再把抄来的文物据为己有。

1979年，文革结束，江青等人失去了靠山，被抓、判刑，成了替罪羊，这些文物也就成了他们的罪状。1980年，国家文物局曾在内部举办过“四人帮”等人盗窃国家文物展。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文物大多从故宫借、调，或从“文管处”拿走，或象征性廉价购买。

中共的特权、贪婪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财富积累，中共的特权、贪腐反而越演越烈，在江泽民时期达到了高峰。这一点从南博员工举报徐湖平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一斑。

·第二个原因是共产党对传统的漠视和破坏。文物是传统的物质载体，共产党要“建立新世界，砸烂旧世界”，破坏传统的最后一步就是把传统的物质载体彻底毁掉。文革破四旧，毁坏的文物不计其数，罄竹难书。连黄帝陵、孔庙、岳飞庙、王羲之墓、杜甫墓都被破坏，建筑、庙宇、字画、文物，无一幸免。

·第三是“合法”盗卖。从1949年到1988年近40年时间里，外贸、商业、文物部门一直有计划地组织“一般文物”批量出口，作为创汇商品，换取外汇。据外贸统计，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20年时间里，每年出口文物百万件以上，合计2000多万件。如此庞大的数目令人触目惊心，无数文物珍宝就这样被中共“合法”地被卖到了海外。文革最混乱的两三年里，政府部门名存实亡，文物出境标准在很多地方被人为搁置，导致出口文物几度严重失控、泛滥。有时候字画按捆卖，玉器论斤卖，甚至把一些博物馆的藏品全都买下出口。中共到底“合法”盗卖了多少文物，这是天文数字，无法计算。

冰山一角

南博的《江南春》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著名收藏家吴景洲，于1955年、1958年将珍藏的242件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当时的接收人也是接受庞家捐赠的郑振铎。1980年代，吴景洲的儿子吴祖光想为父亲整理记录图录，托人找到时任副院长单士元打听这批文物的状况，结果少了60多件。单士元解释，早年管理制度不健全、单位混乱，特殊时期文物调拨、保管没有完整记录。吴祖光感到愤怒与困惑，但考虑到父亲是故宫创始人，最后选择了不追究。

像故宫、南博这样的博物院都是如此，更不要说其他的了。

公信力的进一步坍塌

南博《江南春》事件暴露出来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政府机构公信力的进一步坍塌。

南博、各级部门几十年对庞家的合理诉求不理不睬，傲慢对待，几十年如一日的不作为、推诿、抵赖，几十年对徐湖平的贪腐行为不闻不问，甚至包庇纵容，官官相护，这样的政府还值得信赖吗？

40多名员工几十年多次联名举报，都因其背后势力庞大，连腐败材料登上了新华社内参都搞不定，不了了之。这样的政府你还能指望它干点什么？

庞家为什么要诉诸法律？就是因为它已经不值得信任，法律是最后一道可以用来维护自身权利的底线。

可是，中共的法律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吗？庞家与南博的几次公堂对薄，实际上都是以法院偏袒南博、庞家吃哑巴亏而告终。

现在，是成立调查组了，可是能“全面深入调查”到什么程度？能“绝不姑息”到什么程度？最后能拿出什么样的结论？

在我来看，对于中共来说，这个案件首要是维稳，舆论维稳，社会影响维稳，公信力维稳。至于最后能给出什么结果，我不抱太大的希望。铁链女、吴鑫宇案，我想大家都还没有忘记。

前段时间，庞叔令曾委托香港《亚洲周刊》发布声明，反驳新华社报道“不公正、不客观”，这是大陆任何媒体都不敢说的话。《亚洲周刊》微博发布的一系列相关新闻，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被网友们誉为敢言。12月27日，刊发《徐湖平的父亲究竟是谁》，帖子很快被删；28日，《亚洲周刊》所有与南博相关的报道被删；29日，《亚洲周刊》微博账号被禁言。

如果说《徐湖平的父亲究竟是谁》触及到了一些“红色”人物，话题敏感，被删，还好理解，毕竟中共最忌讳这个——家底被人揭穿，破坏它“伟、光、正”形象，社会影响太不好了。可是删除所有南博相关报道、禁言，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也许，《亚洲周刊》微博被禁言前一天发布的两个帖子，能说明一些问题。前一个是：“最新研究发现，美国中西部和加拿大的狼不仅控制着鹿的数量，而且还改变了鹿的行为，从而有助于防止车祸并挽救人类的生命。（华盛顿邮报）”另一则是一张图片，黄沙乱石堆里有一个小水坑，水坑上有两行字：“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非常有意思，非常幽默，也非常讽刺。

《亚洲周刊》是香港媒体，无法统一宣传口径，容易失控。我想这就是《亚洲周刊》微博被禁的原因吧，也反映出中共在南博《江南春》事件上的一贯做法——维稳。也许，它想不到的是，物极必反，越维稳，越暴露出它手段的无耻，越失去公信力。这是一条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