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夫人当时天天挤公共汽车到大连海运学院去教英文，可是她从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态度。在我家里，我和萧光琰谈话时，他夫人从来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问甄素辉，她总是就事论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从不多说。她非常爱丈夫，坦然地接受着现实。回国十年了，萧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远远超过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都静静地让他倾吐，然后用女人的柔顺和坚韧来安慰解脱。
她对萧光琰照顾得无微不至。当天气骤然变冷时，她会变出一件毛衣，而萧光琰就像听话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觉得他们之间非常和谐温馨。萧光琰对夫人的关爱无处不在。他会先走一步去给夫人开门，进了门如果夫人要脱外衣，他马上从后面把衣服拿好，出门前他会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撑开，帮夫人穿上。有西方“妇女先行”的君子风度。他和夫人说话也非常客气，从来没有中国男人对待“屋里的”那种命令式。我看到这些，觉得很新鲜，也很欣赏。
萧光琰和洛洛讨论功课，做游戏。洛洛很争气，从上学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那时候我家里养了一盆君子兰，正值盛开之际，洛洛的可爱激起了我的艺术灵感。我叫她坐在君子兰前面，要给她照相。萧光琰竟然认真地问六七岁的女儿，你说坐在花的旁边好还是坐在花的后面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边，眼睛看着花，我给她照了一张我自己很满意的艺术照，可惜在动乱中丢失了。前几天，女儿打电话高兴地说，无意中，她发现了一张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个小孩与洛洛的合影。洛洛举着小手，乐呵呵地招呼人。
有了这个给萧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势如何，他都努力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不仅永远注重自己的仪表，家里也布置得极具艺术感。当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时，萧光琰所有的欢乐越来越寄托在自己温暖的小家里，寄托在孩子身上。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父亲。他说有这么可爱的女儿，有这么漂亮温顺的妻子，还图什么呢？
两极对话
我和萧光琰的经历、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观点也不同，进行的常常是两极对话。其实这些不同，开阔了我的眼界，向他学了很多东西。
他常说：工作和娱乐之间要有个平衡，只会工作，不讲究一点娱乐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遗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对别人批判他爱打球、爱跳舞大惑不解，他问我人如果不会休息和娱乐，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工作不就是为了人们更好的休息和娱乐吗？
那个年代，很多科技人员都想入团、入党，一些研究人员非常注意搞好群众关系，争着做收拾卫生、打热水之类的事，群众的反映不错。可萧光琰不仅从来不做扫地清洁这些事，还说这应该是清洁工的事。
我对他说：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你得入乡随俗，随大流，不能轻易得罪周围的人，对下属的科技人员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为了工作上的事发脾气。脾气倔强的人常常质地脆弱，愿望达不到还毁了自己。要有点儿遇水则柔，遇铁则钢的韧性。有人觉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后做事就注意点群众影响，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帮助清理卫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会很奇怪地问：为什么？
萧光琰的动手能力很强，为了试验，他能自己吹出各种试验用的精密玻璃仪器，还经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说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资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让我总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干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费吗？人是有分工的。
中国文化叫人隐讳的保护自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结”，“好汉不吃眼前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道理却很难让从小生长在美国的萧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观念，对我来讲也很生疏，很难解，有些我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强烈的政治氛围中，萧光琰已经逐渐失去了自我，他也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改造了。那么多人都说共产党是对的，在这巨大的多数面前，他感到必须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觉得，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样，让一个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如果没有能独立思考的个人，社会能发展吗？科学家即使已经尽量感受和运用自由的力量，思维也还是在种种习惯的束缚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种框框，必须往东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吗？
“拔白旗”运动更拉开了他和周围人的距离。他不再轻易发表不同意见，改变了刚回国时，一有想不通的问题，就要打报告，要说清楚的态度。
现在想来，他经常对我诉说他对现实的不解和无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为一个基层领导，我已经习惯了和共产党步调一致，对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只是想让环境尽量减少对他的伤害，让他学会保护自己。可我们的私人友情无法改变大环境。我在承担一个基层领导的责任，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从不敢和他说得太深。这种有所保留的交往虽然温热过他因不断的运动而灰冷的心，但却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无法改变他的命运。有些时候，理解一个人就是创造一个人，可惜在那个时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错误，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说得对，也不敢给予大胆支持，潜意识当中，也在适应环境保护自己。所以直到现在，作为一个被萧光琰真诚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
我被停职反省
即使我很谨慎，也没保住自己，更没保护好很多需要保护的知识分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共产党内被批判的对象。因为我的很多想法与那个时代不一致，同时也有很多非常个人化的因素。
大跃进运动之后，从轻工业部调来了大连市委新书记。他的夫人原来是国家石油局的副局长，调到石油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我那时老是觉得自己水平不够，心想从石油局来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来石油所，我就主动提出让她担任党委书记，我担任党委副书记。科学院党委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书记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独得天下真理的样子去教训别人。知识分子不太吃这一套，所里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汇报，而老是来找我谈。群众对她的不满，在她那里就转化成对我的不满。她给我的工作设置障碍，甚至不让我到北京去参加我应该出席的科学院的会议。
开始我还是很想迁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观点不一致，我对知识分子的爱护被认为立场站在“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边。她是一个坚定的左派。
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市委只好派统战部的人来调查。统战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异口同声，认为责任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为我说话。她继续呆在石油所已经毫无意义，只好把她调走。我又恢复了正书记的职务。后来她连续换了几次工作，都搞不好关系。我那时还不知道，她的走，其实已经为我自己种下了未来挨整的种子。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批判以后，共产党内开始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成了在劫难逃的被批判对象。大跃进之后，市场物品紧缺，货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场买不到菜，回家说：外面到处是标语，搞除四害，搞六无六净（已经不记得其定义），搞什么六无六净，大连市场的货架子上才是六无六净，什么都没有。我觉得阿姨形容得很形象，就在共产党党内的会上说了。
综观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不力，妥协退让，加上“六无六净”的“右倾言论”，市委领导就把我定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连市委让我停职反省，每天在家写检查。当时整我的势头很大，我心里清楚这里的内在起因：得罪了市委书记夫人。虽然心中无愧，失去工作，停职在家写检查，也还是有很大精神压力。
在自己的不惑之年，无端挨整，使我对于“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态滋味，对萧光琰和其他在运动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涡里，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是何等地无能为力！表面上每个人的批判都是从革命事业，共产党的利益出发，其实政治清算背后，掺杂了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装扮得大公无私来悄悄地获得私利。
我被停职这段时间里，没再去打网球，和萧光琰在一段时间里就没有了多少联系。
又见光明
当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报到省委以后，省里派人下来调查，发现实在是没有什么事实，下面的人都替我说话，所以就决定不给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约在家里呆了半年以后，恢复了我的职务。这次停职反省，使本来个性不强的我变得更加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