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况起变化。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他们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势愈加恶化。工宣队又进驻了大化所。萧光琰意识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机。
工宣队有个人老是戴着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连电磁场的工人。态度很凶狠，动辄就动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派人把萧光琰抓进“牛棚”，与其他牛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时，抄了萧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其中包括甄素辉父亲给她留下的家传的戒指（有人说是孙中山送给她家的）。
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萧光琰特殊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赖他的家，突然进了专政队，离开了夫人，离开了女儿，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人们在努力证明他是特务，不管有没有根据。工宣队希望工作有成绩，能抓出美国特务，在当时多荣耀啊。于是萧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组织的特务机构的成员。人们不去追究这特务是真是假。当时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其实是“打击一小撮，吓倒一大片。”大多数群众是顺应潮流的，也形成一种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劳越来越大。在他眼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教育”都不过分，他们没有什么功劳，却过着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们用当地人发“博士”的谐音给萧光琰起了个外号叫“白屎”。从萧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特务活动信息，为了扩大战果，有人开始动武，特别是“八角帽”，认为这样才可能让他彻底交待问题。每天拳打脚踢，甚至用“三角带”这种特制的刑具来鞭打。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周而复始：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萧光琰不断地写检查，写揭发材料，回答他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写出来的东西不能让工宣队满意，他们需要的是有轰动效果的揭发材料。他们逼他一遍遍地写。
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在经历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之后，心如死灰。刚归国的时候受到怀疑，五年，十年还在怀疑，回国服务快二十年了，还在怀疑。他面对着一个他无法理解、也无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队的“八角帽”又对萧光琰进行体罚。他精神特别坏，喃喃自语：“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定反复想过自己的出路，寻找过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连累家人，不想辜负甄素辉的感情，更不想对不起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留下，让他们更容易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文革中自杀的人的共同特点，要么不留遗嘱，要么留遗嘱把自己大骂一顿，为的是不牵连家人。
12月11日晨，当专政队员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终于不必再起来，面对这个丑恶的世界了。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他走了，带着满身的伤痕。他刚刚四十八岁。
这是“八角帽”没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队的头头没有想到的。他们不知道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据说工宣队也感到紧张，他们加紧搜查了每个被专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杀”的。可见他们知道把人逼上绝路是错误的。但工宣队同时宣布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工宣队的人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科学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他们确实取得了伟大成果。由大连化学物理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并命名编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一)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株连所及达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以至给萧博士打过针的护士。当然，他们说这是“清队的重大收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样政策攻心，棍棒启口，硬是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所以，“三○一”一案实质上毫无结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恶的是，“专政队”的暴徒及其幕后指使人的功劳却不减。大连化学物理所已经得到上级的重视，不久，他们就成为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作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活样板，把他们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九泉相会
在萧光琰已经长眠不醒时，甄素辉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异常安静。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她的请求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十四岁的洛洛就开始孤身一人，无人照料。
甄素辉天性柔弱，却善解人意，在萧光琰心情恶劣时，她总是轻声细语地给他安慰。她外圆内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则，做人的原则。萧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辉永远站在他身边。可是萧光琰悄悄地走了，没留下一句话。出于母亲的本能，甄素辉不能不想，如果她随萧光琰走，洛洛怎么办？洛洛没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样为自己负责，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辉一定和女儿进行过一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生死抉择。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了同学，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永久的纪念。看来她对一切是有准备的。
甄素辉和洛洛一起包了饺子，一起吃了饺子。几天后，当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地相拥，凄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多少年来洛洛可爱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动，无法忘却的可爱、弱小与无辜！刚刚十六岁，正值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花样年华。我也一直想为什么甄素辉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唯一的解释是她心中充满太深切的爱与太彻底的绝望！
我不能说萧光琰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但我可以说，我自己，我周围的很多人，愧对萧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对萧光琰对我们国家、和对我们的信任。他曾怀着怎样的热情踏上这片土地，又怀着怎样的绝望无声离去？历尽凄风苦雨之后，他的一家竟选择了这样的方法驶进人生避风的港湾，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愧对萧光琰的亲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萧光琰的哥哥萧光灏从美国回到中国，他要求和我见面。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见我呢？萧光琰去世时，我离开大化所已经三年多了。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应该比我大几岁，但看上去挺年轻。他一下失去几个亲人，却仍不失其温和善良。见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心中涌起的全部是难过和惭愧。
萧光灏话还没开始，已是老泪纵横。
他说他很后悔，那时候萧光琰多次写信想见见他，来中国也可以，到香港见面也可以，他对中国的一些情况也有所闻，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没回来。总以为都还年轻，将来见面的机会很多。实在没想到此生不能再见。每当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没有尽到当哥哥的责任，萧光琰一定是有难处才多次写信想见他。可萧光琰在信里从没讲过他的真实处境。他怪罪自己为什么就没早一点儿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美国也有报道，那时能设想萧光琰的处境，可已经无法联系，现在来了，可是太晚了！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了。
萧光灏说他很早以前就从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萧光琰关系很好，给了他很多关照和帮助，他这次来一个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过的环境，看看他们走过的街道，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做点生者还能为他们做的事；另外就是想来看看萧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点谢意。他说萧光琰在回中国这段时间里，除了家庭之外，总还尝到了一些人间温暖。
不是指责，不是声讨和愤怒，而是感谢，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其实很多批判打击萧光琰的运动都是我领导的。虽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毕竟有一份我的责任。听到这里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我很想说“对不起”。
我不记得当时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自己历经劫难，刚刚在走上坡路，还心有余悸。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我不想去说空话大话，也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那种惶惑和尴尬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听说他来中国还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当时孙中山送的那个戒指，对他来讲，这个戒指有太多的纪念意义。后来调查，这个戒指被当时抄萧光琰家的人卖了，最后也没有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