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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时他充满幻想，忽然间一切都破灭了。刚刚三十多岁，下半生就要在这种怀疑中度过。在这种气氛下，科研工作还能出任何成果吗？甄素辉能受得了吗？他变得忧心忡忡，焦躁不安，彻夜难眠。后来的运动中，没人阻止对萧光琰无中生有的批判和怀疑，而这种批判又让他没有任何退路。自己这样千辛万苦回到中国，得到的竟然是怀疑，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萧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态，脑子也闪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书放在那里，看不进去。有人看到他经常呆坐的样子，就说：萧先生这样下去，可能会自杀。他有科研能力，但现实不要他出力；他有头脑，但必须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让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众口味。
有人说那时他曾有过自虐的行为，用自己的头撞暖气片，他用这样的方法惩罚自己，发泄自己极端抑郁的愤怒。为了安静下来，有时他吃很多安眠药。他情绪的波动，给甄素辉很大的压力。可她是一个极其贤惠的夫人，不管萧光琰怎样，她都理解。这对夫妻，真是相濡以沫。
运动过去，生活恢复了平静。一道深深的伤痕已经在这对夫妇心中留下。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此时变得更加身孤影单，实验室里，萧光琰也更少言寡语了。
运动过去以后，所里的领导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对萧光琰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使他受伤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当时还专门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萧光琰是个非常天真的人，马上不计前嫌，重振情绪，又开始努力工作。不久，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机，女儿出生了，给她起名叫萧洛莲，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连代培了几年的萧光琰到北京工作。萧光琰感到很矛盾，他虽然在大连受到伤害，但仍然热爱那里。后来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想体会一下那里的工作环境，最后觉得还是大连石油所搞基础科研比较多，更适合他，就决定留在大连。在美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没有的事了，如果有两个地方都要你，当然要反复进行比较。可当时人们要达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放到天安门城楼上不骄傲，放到厕所里不悲观。”大家都在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即使不服从也都找个说得出口的理由。萧光琰的做法显得很个别，他的犹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个人主义。而他自己则浑然不知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他认为选择到哪里工作，完全是个人行为，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几经周折，他的人事关系正式转到大化所。
我和萧光琰成为朋友
大概萧光琰看到我不爱喊大口号，比较有人情味，认定我会成为他的朋友。看到我听学术讨论时满头雾水的样子，他没有瞧不起，反而主动用一些通俗语言给我讲解，让我了解什么是催化剂，为什么在各种化学反应中它那么重要。
我们比较熟悉了以后，萧光琰问我是否会打网球。我说我连网球拍子都没有摸过。萧光琰酷爱打网球，说起打网球都兴奋得很，他立刻鼓动我学网球。他说你一定会上瘾，我可以教你。我那时年轻，活跃，这既是消遣娱乐，又是一个和科学家交往的机会，就一口答应了。
受他感染，我也爱上了网球。网球场上龙腾虎跃，没有烦恼，没有伪饰造作，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有输赢。出一身汗，头脑特别清楚。当时大连市正好有个得天独厚的网球场，离萧光琰家非常近，我们便经常相约周末打网球。网球这个媒介，促进了我们两个人及两家人的频繁来往。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无拘无束，热爱生活。
应接不暇的新运动
1957年毛毛泽东发表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大鸣大放开始了。人们开始给各级领导提意见。
萧光琰已经有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教训，言行越来越谨慎。但是当他读了毛毛泽东的文章，还是觉得大大地给自己增长了底气，把这篇文章拿去给支部书记看，要证明一下过去人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对的，没按毛泽东说的办，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忽然间形势大变，《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们研究所相邻的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运学院(今大连海事大学)等高等院校，频频向市委报捷，今天抓出几个右派，明天抓出几个右派，唯独我们所无声无息。我觉得研究人员提几条意见，根本不是什么恶意攻击，更没有要推翻共产党，怎么会是右派呢？周围的好心人不断警告我要赶紧跟上形势，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药味。逼人的形势让我感到再不开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无奈之中，我召集党委会，讨论抓右派的问题。那时我到所里刚刚几个月，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经过几次党委会讨论，就决定了右派名单，有研究员彭绍逸等，我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大的违心事。以后在形势允许时，我尽自己所能尽快帮他们摘掉右派帽子，诚恳地向他们道歉。
右派的名单中没有萧光琰，他暗自庆幸自己没乱说话。当时抓右派是杀鸡给猴看，以一儆百。结果它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买了新枕头套，他累了一天，想放松一下，刚要躺下，一看枕头套上印着醒目的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说：这是枕头啊，是让人休息睡觉的，要是躺在枕头上都要鼓足干劲，那人也太紧张了！能不失眠吗？我听了也乐了，觉得往枕头上印口号固然可笑，可萧光琰也太认真了，你视而不见不就行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经验告诉我，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萧光琰忍不住对我说：科研工作怎么能这么个搞法？这简直是儿戏嘛，什么叫成果？合成一个化合物的中间体也是成果？科研怎么可能三天两头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要在一个题目上长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在中国生长的人，顺应潮流比较容易，可对萧光琰来讲真是很困难！他常常找我讲他的不理解。不过萧光琰还是在努力跟上形势。他带着石油所的年轻人，到大连石油七厂，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张迁芳，了解工厂对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论意义又有使用价值的题目。
与众不同
在那样一个大讲艰苦朴素的年代，萧光琰总是衣冠整洁，头发吹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眼镜，英气焕发。这使他与众不同。他把美国的工作习惯也搬到中国，工作时要高效严谨，但不认为每天八小时都要高度紧张，必须劳逸结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烟，躲到哪里待一会儿，暗自偷点儿懒，而是认真地订出咖啡休息时间，饮茶休息时间。他觉得这是为了养精蓄锐，或在轻松的环境里进行业务交流。可当时的中国，萧光琰的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让很多人看不惯。
萧光琰那时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一般人。他夫妇俩待人真诚热情，家里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讲能吃上水果已经是很奢侈了，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