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恢复工作以后，很珍惜工作机会，和张大煜所长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张大煜长在中国，到德国留学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国文化。他工资很高，可十分节约。工作中他个性随和，能变通顺应，迂回解决问题，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记，却不会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张大煜勤奋刻苦，对化学领域里的科学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选题上很有前瞻性，广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学问以外，他没有很多其它的个人爱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优秀知识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领域里保持领先的学术地位，张大煜功不可没，是一个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科学奠基人。
当时张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连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实用科学，科学家们可以更放心大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我给与全力支持。这在当时对科学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那时我受科学家们的熏陶，产生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学科方向，这样在基础理论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动科学事业；另一方面，必须有结合实际的题目和项目，这样科技人员才会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会价值，产生更大的科研热情。
我和张大煜交流了这些想法，决定和一些技术骨干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于是1962年大连化物所在青岛开了一次会议，解决大化所科学研究的大方向问题。这就是对大化所的未来有重大影响的“青岛会议”。这次会上，我们还明确提出要培养年轻人。在科学领域里，很多重大发现都出自年轻人。当时选了10个年轻科学家作为技术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他们中有六个后来当了科学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员和设备，让青年科学家放手干。同时确定了党政工作人员要为科研人员服务的指导思想。
那时从上到下还是提倡自我批评。所里进行了“解疙瘩”等拨乱反正的活动，对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中的一些过火做法进行纠偏，运动中有些有过激言行的人还诚心诚意地向萧光琰赔礼道歉。我也很真诚地向在过去的运动中挨整的人道歉，当然包括萧光琰，希望他们不计较运动中的过火行动。萧光琰很兴奋。
萧光琰是个不掩饰自己情绪的人。当他感到作为一个人受到应有的尊重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又开始常常邀请一些年轻人到他的家里，用水果、点心和糖款待他们，和他们谈工作，谈学习。
他请年轻人教他夫人学中文，让他夫人教年轻人学英文。看到有的年轻人的英文不好，买来英文小字典送给他们，让他们多背多记一些单词。他认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须学好英文。他努力用实际行动改变和周围的关系，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是无意识的。人总是会被潮流裹挟的，萧光琰在慢慢地改变自己，试着融入这个社会。
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运动，萧光琰的失眠也奇迹般地好了。心情的舒畅使他恢复了科研热情，产生了很多创造性的思维，又开始专注地搞他的催化剂。当他读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时，立即联想到化学催化剂，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于体外的生物或化学反应。这个想法，使他很激动。当时在大化所没有搞生物催化剂的条件，当他知道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就要求兼任那里的研究员，以满足他对催化剂事业的追求。
最近几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剂--各种酶--不断被发现，成为现代生物化学的重要领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来愈广泛的应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业污水处理，等等。这证明萧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对未来的学科方向看得非常准，相当有预见性。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萧光琰焕发出极大的科研热情和聪明才智，他努力工作，这期间完成了很多论文。他的工作成绩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当了侨联的副主席。1964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当了室主任。
1964年末，我离开大化所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和现在没法比，此后，和萧光琰的直接来往就很少了，只是从到北京开会、办事的人那里听到些零星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走向极点。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每天挨斗。
我经常被拉出去游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时，给我挂个大牌子，我们手里还拿着盆，拿着棍，一边敲一边跟着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儿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着回家怎么向他们解释。回家后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准备了好饭好菜，想用这种办法安慰我，我知道瞒也瞒不住干脆直话直说，“今天我被游街了，给我挂个大牌子，写着'打倒铁杆保皇派白介夫'，不过我一看，旁边那人挂的牌子上写的是'打倒钢杆保皇派×××'，心里想，还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来。
另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给我带了顶常见的很高很尖的纸帽子。不知谁想出来新花样，给我旁边那个挨斗的人戴了顶老戏里县官戴的帽子。两边有两个大耳朵，斗他时一按他的头，两个大耳朵就跟着一煽一煽的，我看着觉得很可笑，虽然在挨斗，心情并不坏。这时候，突然有个造反派党委副书记，年纪比我还大，上台狠狠煽了我两巴掌，以表现他的革命精神。那时有很多这样的人。
人有群胆没有孤胆。那时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里不太紧张。在挨斗时，周围很多人，特别是所里的工人对我仍然特别好。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这时一个外号叫唐二愣的工人，对着造反派大叫了一声：“别让他跪着，他跪着也比你们站着高。”我当时心里真是感动。唐二愣马上也进了专政队，他出身好，什么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久，造反派让我收拾东西，我知道以后就不许我回家了。那时候周围已经有不少人自杀，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华（科学院的副秘书长）。记得当群众敲锣打鼓开除我党籍的时候，我很自信地对家人说，如果我被开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开除。我长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样在尽量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保护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较平和，不很激烈，总是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这些因素都使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有较强的耐受力，即使这样，有时候我也觉得很难熬，很理解人为什么会想到自杀。
我被关在专政队时，常常会想到过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么样了？我常常想到萧光琰，很为他担心。萧光琰的历史背景不能给他任何保护，他的思想行为和当时的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说他像个玻璃制品，透明，坚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国话都讲不流利，他们一家怎么度过这场灾难？他们挺得住吗？
我被放出来不久，就听说了萧光琰的遭遇。我这么不爱激动的人，却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
走向深渊
根据我对萧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围人陆陆续续的述说，他生活的最后片断，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闪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萧光琰像当时中国无数的臭老九一样，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样，挤进其他几家人。住进来的人要共用厨房、厕所。这对很习惯保护隐私的萧光琰来讲，是太不习惯了，突然，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来就不太会做饭，这时候几家人挤在一个厨房，常常没有空间轮上他们做饭。在外面挨了批斗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几块饼干。周围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对他们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谁也不敢理他们，冷眼和歧视包围着他们。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以及过去那些对他生活作风、工作作风的批判已经太不够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个最专制同时也是最自由的空间，只要你出身好，或暂时属于“革命群众”，那你就可以发挥自己最丰富的想像力去臆测别人的心理，去给别人扣帽子。所里的大字报又再次推断萧光琰回中国是想当特务。
尽管萧光琰想努力适应中国的环境，到头来还只能当个反面教员。他回中国以后除了给哥哥写写信，从没和其他在国外的人来往过，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特务。至于其它问题，其实大多是学术问题，因为接受了一套美国实验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国不适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参与政治，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哪里有能力去反共产党。
文革开始时，萧光琰还能承受。起码他每天还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国，文革开始时她只有十四岁，当时学校里开始把同学分成“黑五类，红五类”，她当然属于“黑五类”，压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