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2年8月下旬，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杀害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红9军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湘鄂边教导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红3军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满。夏曦立刻决定把柳直荀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所以同情柳直荀，结果连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逮捕了红6军军长段德昌（1949年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段不但被连续毒打，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3军独立师师长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的二儿子也被杀害。被打折十指的红3军独立1团政委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数千红军将士被捕被杀。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000多人。党中央派毛泽东去调查，结果毛下令又抓杀了2000多人。1933年12月2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公审”后被杀害。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因此被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胜利后才得解脱。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刀下救出的。
夏曦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红3军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
张国焘指挥的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肃反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在原4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张国焘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单。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49年以后，在原川陕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千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被张国焘杀害的无辜者。张国焘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张国焘杀人的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陈昌浩，其他残忍的杀手还有高敬亭，戴季英。
张国涛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同年9月就开始杀人。仅1931年的9—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但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25军原有1万2千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千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马上就杀掉2千5百人。
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将红1军军长许继慎（1949后年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被用乱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是12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抓发砍头，年仅20岁。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生，原红12师参谋长）也未能逃脱。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杀人。”
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据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
张国焘在主持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仙居区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
仅河南白雀园一地，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2500多红军官兵惨遭杀害。张竞回忆：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转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杀害的红4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红4军10师副师长程绍山、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4军参谋主任范陀、第11师师长周维炯、红1军军长许继慎、第12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副师长程绍山、参谋长潘皈佛、第28团副团长丁超、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委袁皋甫、第34团政委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委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人相继被害。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内，所载的团以上干部由于受肃反扩大化之害而牺牲者就有75人（此处不包括张国焘后来在川陕苏区和长征途中所杀害的团以上干部）。红30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原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红4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红11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舒传贤，红10师师长陈奇，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王宏学，鄂豫边特委委员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红四军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1933年6月，红25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用绳子勒死），时年36岁。1935年，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胡底在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1933年春红4方面军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受诬陷，被杀害于四川省通江县洪口场。红4军军长曾中生（1949年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因为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开的杀。1935年8月长征途中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也是用绳子勒死），时年35岁。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所谓“发现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逻辑下，给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并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