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到农村以后，类似小王那样没做过工、什么都干不了的人有的是，类似我这样没有别的指望，只好拼命干的人也有的是。
还有一种人更加有的是：平时不干农活，冬天穿件小破袄（当时农村人穿的棉袄很大，知青与之形成反差，凡见到穿小破袄的，农民离半里路远都可断定此人是知青），夏天穿件煤矿工人的工作服（多是从父亲那里要来的）。三五成群，今天到这个村子找知青吃一顿，明天到那个村子找知青吃一顿，都吃遍了，回淮南吃老爸老妈的。家里口粮定量，父母受不了，弟弟妹妹忍无可忍了，再回到农村，再找着吃。
有的甚至偷鸡摸狗，让农村人不厌其烦。农村老太太养几只母鸡，是为了卖鸡蛋买油盐、换针头线脑，被“下放学生”偷去吃掉了，等于断了财路，当然气不过，有的就在知青门口骂，骂的嘴角都是白沫。
在1959、1960、1961年饱尝过“共产风”滋味的农村群众最善于斤斤两两的计较。“上山下乡”时节，生产队坚决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制，对任何人都不客气。大家劳动，平时按个人劳动能力制定工分待遇，一个劳动日最高给十个工分，以下九分、八分、七分不等，最低三分。最低分一般是针对十一、二岁的小孩。
生产队给我九分八厘的待遇，没给满分的理由是我不会撒种子——在粮食紧缺的年月，这是农村最过硬的技术活儿。小王给七分五厘，队里还说照顾他了，否则，按实际能力算，只能给他三分。有的知青分数比他还要低，我们邻村只给那里的两个知青每人六分。1969年年底结账，我挣了2100分，小王挣了800分（别的知青最高的挣了2200分，最低的甚至连100分没有）。
按劳分配制度的原则当然是按工分分红。类如我这样的工分等级，分到了近400斤稻子，总计100多斤其他杂粮，还有200多斤山芋和20多元钱。一般来说，如果不浪费，平时计划好一些，在以后的1970年一年间我不会挨饿。然而，小王就不行了，他得到的粮食不及我的一半，有的知青比他更少。邻大队有个知青总共只分了小半口袋粮食，当时扛在肩上很轻松地一蹦一跳地在路上走，大家一起哄笑，顺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半口袋”，好心的人则为之担忧道：以后这一年的日子怎么过呀！
1970年，是我们这些下放到寿县地区的淮南知青最艰难的一年。缺粮是最为普遍、最为严重的问题。家境好的可以依靠父母接济，不好的叫天天不应，呼地地无声。到了这时候大家才明白，所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其实就是离开了父母的翼护、被剥夺了享受市民定量口粮的一帮人，现在必须劳动，必须自己来挣口粮养活自己了。有的境况过于艰难的女知青只好选择了嫁给当地人的这条路，可是男知青却没人肯要。愁苦、郁闷的气息笼罩着大多数人，有的情绪低落，有的归咎于当政者，开始“思想反动”。
对于知青们的窘境，农村群众有人同情也有人讥笑。我们这个村有个乡痞叫薛宜芳，出去见过世面，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气，他最早在农村群众中散布说：“什么‘下放学生’、毛主席派他们来的？还不是因为前两年他们造共产党的反、在城里闹事，现在共产党找他们算账了，罚他们到农村来受罪，饿饿他们。这帮家伙，不知死的鬼！”假如说地狱有十八层，我当时可能处在最底一层。虽然我努力劳动，可以自食其力，但是家里已经难以维持。父亲仍被“专政”，他已经六十多岁，成天在河堤上和一些“走资派”、“牛鬼蛇神”抬土垫堤，被传染了肝炎病，且被扣减了工资。家里钱少，甚至买不起口粮，母亲、弟弟、妹妹在饥饿、绝望中挣扎。
因为“九大”闭幕，刘少奇终于被彻底整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最最伟大的胜利”，淮南市要放焰火庆祝。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下放中的知青们欢呼雀跃，纷纷相约返城。我被几个朋友挟裹着回到淮南，到了家里一看情况，脑袋当时就麻木了。我只好拿出了自己身上的二十元钱交给母亲，叫她赶快去买口粮。这钱，我一直宝贝似地藏在身上，准备买几件衣服、鞋子的。
有一个好心的“走资派”把父亲生病的事反映给了有关方面，有关方面下了“特赦令”，于是“专政队”放回了父亲。父亲对我说：“‘九大’开过了，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可能就要好一点了。”我家的世交马士友前来看望父亲，给我传达了一个好消息：下一步，下放知青都要返城参加“抓革命、促生产”。
我根本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我只希望不要再把好好的人分成“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希望这个由某种人特意制造的人与人之间的残酷迫害、无情压榨的时代早早结束，给劳苦大众一个太平世界。
回到农村以后，不久果然传出了招工的消息。这次招工的名额比例是15%，由大队推荐。条件是：只要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全优就行。实际上，这次招工目标全是“红五类”，根本不论下放期间的表现，只要父母现在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或是其他吃得开的人群就行。“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家庭条件好的知青与其父母都兴奋起来，城里跑，农村跑，能跑到的一定跑，一时间乡里城里都在轰动这次招工的事情。
一向以无能著称的小王却有一个正在吃香的爸爸。他的父母来到农村，上上下下打点了一番，于是他被招走了。至于我，当然是想都不要想，因为我的父亲是“反动军官”，小王早已帮助公开，大队没有办法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为我考虑。待到九月份，第二次招工又开始了，这次是60%，条件依然与第一次相同。这一次，生产队以我的插队以后的杰出表现百分九十以上的村民推荐了我，大队又积极地向公社推荐了我。
体检，我每一项都合格，政审，我规规矩矩地填下了父亲的“问题”。十月份，通知下来，我被刷掉了，理由是：政治条件不够。
在我来说，当时的感觉除了极度黑暗，别的什么都没有。我在黑暗中离开农村，在黑暗中步行七十华里，在黑暗中敲开家门。我对于光明已经绝望，准备看一看生我养我的父母，然后决然地离开这黑暗的世界。我不想如此耻辱地活下来，继续做黑暗的点缀，做它的陪衬，被它愚弄了。
就在这时，父亲的“问题”有了转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单位，对我父亲进行调查。结果证实，我的父亲是个抗日英雄、爱国军人。他曾经和自己的部队血战古北口、激战太原，与日本强盗拼过大刀片；在内战刚刚兴起的时候，为了民族大义，毅然随部起义，避免了伤亡。工宣队给了一个结论，把父亲定性为“旧军官”，“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结论拯救了已经决意自杀的我。单位出了一纸证明，证明我不属于“黑五类”子弟。我拿着这份证明找到招工组，招工组立即把我补上了应招名额。当时还有另外八个人，情况与我一样，也一一补上了。冬天，我们打点好行装，怀着有生以来最最欢悦的心情踏上了返城之路。
农村还留下了近30%的同期下放的知青，他们大都是因为“黑五类”家庭牵连。1975年，我到省会精神病医院去看望一个女知青，她因为父亲是“右派”而一直没能返城。她疯了，天天哭呀、骂呀，骂歧视她的人、欺负她的人，也骂她自己的父亲。她父亲除了流泪，别无他策。当我离开她的时候，她突然指着天骂道：“我日你十八代祖宗，当初动员下放的时候，为什么不强调家庭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