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可以看成巴金晚年的一部回忆录，但这本回忆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把回忆的重心放在记录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上，同时忏悔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对朋友造成的伤害。
《随想录》所以在二十年前能够感动中国人，原因就在于他把自己真实的内心坦诚交给读者。这本书当之无愧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的经典，因为这是一部为弱者写的书。我们读这本书，会发现巴金对 1949 年以后中国文坛上那些居于重要地位的大人物，极少有回忆。其实他和那些人物的交往并不少，因为当时他们可以说居于大体相同的地位。但在《随想录》中，我们看到的是巴金把更多的眼泪和热情给了那些受迫害的中国知识分子。
我理解这是巴金有意为之，或者说，他自己的良知让他直觉地这样做。写这本书的时候，巴金在思想上已和权势决裂，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随想录》中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是“讲真话”和反思“文革”。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巴金笔下，那么多文章中，无一处提到毛泽东。巴金因为早期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他和毛泽东是有交往的。1966年夏天，他还和部分亚非作家在武汉见过毛泽东。
《随想录》中无一处提到毛泽东，我以为不是巴金因为文章的关系不需要提到这个人，而是在内心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评价，这是研究巴金时需要注意到的一个现象，至少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更深入观察巴金的内心世界，从不愿意提及，从创作心理的角度分析，可能是对其有强烈的不满。
1982年 9 月。巴金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当记者问到他：“毛泽东去世已有六年，现在你是怎样看待他的？”
那时一般的出国接受记者采访，很可能会作出一些官样的回答，巴金也不是不懂这个，他过去有过这样的经历。但这次巴金的回答是：“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确实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由此可见他内心对毛泽东的印象。
《随想录》中有一篇《思路》，曾谈及“四人帮”的“能量”何以会那样大，其中就暗示了这些人背后的力量。巴金借谈杭州岳庙的一部电视片，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解说人介绍岳庙提到风波狱的罪人时，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这就是正确的回答。”巴金不愿意在自己的文章中直接提到毛泽东，可能确实有他自己的思考。
（今年12月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江南文学会馆、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在杭州举行“巴金精神遗产探讨暨《随想录》出版二十周年座谈会”。感谢陈思和、周立民先生邀请我参加，以上是我的发言提纲）2006-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