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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童谣 洗脑从小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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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童谣

我有两个妹妹。文革时都念小学。那时候,她们的书包里,除了毛主席语录和作业本外,还有一根由无数根橡皮筋结成的长长的皮筋,那是她们的至爱。她们每天一下课就在教室外和同学们跳皮筋,下学回家就在院子里和邻居的女孩子们跳。跳皮筋的花样也是一套一套的,具体细则我也搞不清。但我知道跳皮筋时一定要唱童谣,比如:

“小皮球,用脚踢,马莲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四五六、四五七,四八四九五十一;五五六、五五七,五八五九六十一……”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女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蹦着跳着,在一根充满韧性和弹性的绳子上变换着无穷的花样。这种游戏的运动量较大,跳、蹦的动作很多,双臂也要顺势摆动,还要保持身体的平衡。跳皮筋的女孩多半都是灵秀的,因为经常这样运动,所以那时的女孩身材都不错,很少有现在的小胖妞。

跳皮筋这种游戏还不受场地限制,找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不会磕着碰着就行。取材也简单,几十根扎头发的皮筋,或破旧汽车轮胎、自行车内胎等都行,这些现在都能随便找到,所以可以让现在的孩子们传承下去。

文革来了,破旧立新,童谣也与时俱进了,记得她们那时经常唱的是:“天上星,亮晶晶,数呀数呀数不清,最亮一颗在哪里,最亮一颗在北京,北京北京天安门,毛主席是我们大救星。”

毛泽东时代的童谣有个特点,学校教的是要多正经有多正经。如:“我是一个小画家,画了一朵大红花,大红花献给毛主席,毛主席见了笑哈哈。”

那时的孩子们,从小到大,一直被政治包围着。记得文革伊始,学校还编了一些新童谣,教给孩子们唱:“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床上吃床上拉。”

杜鲁门是什么人,孩子们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是侵略朝鲜的美国总统。听这名,杜鲁门,大腹便便的能不是个大坏蛋?美帝都是大坏蛋!

还有一首把美帝一带而过,歌颂伟大领袖的童谣也很流行:“小汽车,滴滴滴,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得美帝干着急。”

此外诅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童谣也朗朗上口:“肯尼迪,啃地皮,不肯尼迪啃地皮。”“李承晚,不要脸,买块胰子买块碱,先洗屁股后洗脸。”“大苹果红又红,我是中国的好儿童;坐飞机、扔炸弹,炸死美国王八蛋。”

后来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学校的老师又编辑了“新时代新童谣”,让她们在游戏时唱,她们觉得不好听,但是老师说不唱就是坏孩子,不唱不行:“打的打的打,打倒刘少奇,打的打的打,打倒王光美”。还有“刘少奇,会挑水,一挑挑了个王光美;王光美,会弹琴,一弹弹了个邓小平;邓小平,会掏沙,一掏掏了个廖莫沙。”“香蕉苹果大鸭梨,好吃不给刘少奇。”

类似的革命童谣还有:“我是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来抓我,我就跳围墙,敌人拿炮打,我就钻地道,地道里有张纸,我就拉泡屎,敌人进地道,踩了一脚屎。”

“小地雷,铁西瓜,叔叔怀里抱着它,鬼子梦里也害怕。早已怕,晚也怕,关住窗子睡着了,地雷就在他床底下。线一拉,就开花,炸的鬼子回老家,哇哩哇啦直叫妈。”

“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从小生在旧社会,长大成为女英雄……(中间不记得了,大家补充)毛主席提词八个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轻轻轻,轻轻轻,我在家里跳牛皮筋,来了三个鬼子兵,抢走了我的牛皮筋,他妈的,他妈的。我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

“从前有个周扒皮,半夜起来去偷鸡,我们正在做游戏,一把抓住周扒皮,周扒皮!”

“董存瑞,十八岁,参加革命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全国人民流眼泪。”

那时男孩子们虽然不跳皮筋,但也有自己信口编的童谣,虽然粗俗,登不了大雅之堂,但也朗朗上口:“半夜三更,我去茅坑,茅坑上面,没有电灯,扑通一声,掉进茅坑,我和蝇蛆展开斗争,斗争斗争,阶级斗争,直到最后光荣牺牲,我的英名留在人民心中!”

“高级饼干,高级糖,高级小姐上茅房,一摸口袋没有纸,一摸屁股一把屎。”

有的小朋友上厕所,有的就在外面大喊:“我来到了天津卫,嘛也没学会,学会了开汽车,压死200多。我上坡下坡又压死200多,我换了一辆车,我又压死200多。警察来抓我,我逃进了女厕所,厕所没有灯。我掉进了粑粑坑,我跟粑粑作斗争,我差点没牺牲。”

记得还有更不堪入耳的:“小河流水哗啦啦,我和老师偷西瓜,老师偷俩我偷仨。老师逃跑我被抓。老师在家吃西瓜,我在家里写检查。我骂老师大王八。”

那时《学雷锋》的儿歌也很多。其中有一首传之甚广:“墙上挂着雷锋像,头上红星闪闪亮。爷爷经常对我讲,学习雷锋好榜样。”

那时的孩子们,从小到大,被道德玩晕了。为了完成老师交给的学雷锋的任务,奇招怪出。一天,在上学的路上,大妹妹非得让小妹妹把橡皮扔在自己的脚底下,然后她捡起来,兴冲冲地往学校跑,交给老师,然后老师在好人好事记录本上记下:“×月×日,星期一,韩丽萍拾到橡皮一块,交公。”然后大妹妹上老师办公室,报告她东西丢了,再把橡皮领回来。烦死人了。

更烦人的是,第二天,妹妹要礼尚往来,叫姐姐背她一段,姐姐力气大,只好答应她。到校后,妹妹就去找老师汇报,说姐姐帮老大娘背土豆来着。弄得姐姐不知该叫她大娘还是叫她土豆才好,她头一晕,上课就上不好。

有的时候,为了完成“学雷锋,做好事”的任务,她们非要搀扶本来不想过马路的老大爷过马路,几个孩子生拉硬拽地把老大爷搀扶过去,到了街那边就不管了,老大爷喘着气用拐杖指着她们骂:“小兔崽子们,我好容易过了街就被你们弄到这边来,好容易过了街又被弄过来,今儿都第四回了,还让不让我回家了?!”

小妹妹那时对一首红歌很不理解,那首歌唱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九十号,九十号呀九十号,九十号。”她感到奇怪:咋就不能一百号呢?

记得那时有个邻居的男孩每天唱:“学习雷锋,不玩弹弓,学习董存瑞,不跟妹子睡,学习三糊涂,不端酒葫芦……”也不知道是谁教给他的,呵呵。

挺搞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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