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的此件奏章，准确提供了京城当铺的数字是一百九十余座，记载了每座当铺所缴纳的税银是五两，戊戌四月之后，增加至五十两。
高官对当铺额外关照
清朝的执政者与当铺关系密切，因此，每当出现社会动荡，危及当铺利益时，他们便会出面对当铺多方呵护。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当铺生存颇受影响。尤其是庚子六月，对京师金融市场有着举足轻重之影响的“四恒”银号歇业，市面为之震动。慈禧要北京地方官陈夔龙设法挽救。陈氏称：
当载漪恣睢用事时，余适署顺天府尹，有安抚地方之责。五月十八日，拳匪火烧前门外大栅栏某洋货铺，延烧广德楼茶园，竟召燎原之祸。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化为灰烬。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百雉亦遭焚毁。此诚我朝二百年未有之交。炉房二十余家均设珠宝市，为金融机关。市既被毁，炉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越日，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皇皇。……两官问地方安靖否?后问所管近畿各州县有无民教相仇之案续行发生?末谓昨日四恒因炉房被毁，周转不灵，呈请歇业。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岂可一日闭门?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他与四恒颇有往来，又系地面衙门，容易为力。讵彼只有叩头，诿为顺天府之事。尔是地方官，本难卸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我想四恒本非无钱，不过为炉房所累，一时不能周转。如以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从速开市，免得穷民受苦。尔可回署，传谕该商等妥筹办法，以三日内办好为妥。承旨出，刚相候于门外，对余曰：“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我谓非君不办。但奉托一言，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余奉命巳觉毫无办法，聆刚相言更不知其意何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P22)。
陈夔龙称“适署顺天府尹”，是不准确的。他当时的职务是顺天府府丞。据清档记载，是年闰八月初十日，顺天府府丞陈夔龙曾上奏为闰八月初三日“奉旨补授顺天府府尹谢恩事”谢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五年录副奏折，吏治类)
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小石，号庸庵，贵州贵阳人。光绪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郎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陈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八大臣之一，次年十二月后，调河南布政使，升河南巡抚、直隶总督等。
按照通常处理歇业的办法，陈夔龙认为，“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均系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共有一百十余万，可救暂时四恒之急”。(陈夔龙：《梦蕉亭杂记》，P23)但是，由于军机大臣刚毅有当铺三处，其他官员也与当铺有牵连，这样陈夔龙就不能不认真考虑“勿牵累当铺”的问题。几经斟酌后，他采取“以各商借券为抵押”，然后“奏请一百万官款”的办法，既化解了四恒的危机，也未使各当铺受毫发之损。
清宫档案证实陈夔龙所述是可信的。据清档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清廷颁布的上谕称：
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市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
这里的“该兼尹等”，指的就是兼顺天府府尹孙家鼐和顺天府府丞陈夔龙。有了这一百万两的公款，自然不会再去“牵累当铺”了。
庚子年京师的抢当风潮
光绪庚子年夏季，义和团运动席卷京师，东交民巷与西什库地区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主要战场，枪炮之声不绝于耳。当铺的老板们看到人心惶惶、市面混乱，耽心遭遇不测。尤其是当八国联军兵临京师城下之时，在慈禧逃走的前后，京师几乎所有的当铺均遭厄运。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七月二十二日记述：
自十七以来，京师大乱，匪徒蜂起，店铺关闭，无处买食物矣。觅挑水而不得，唤剃匠而无人。下至掏毛厕，净便桶，均无形影，致家家将粪溺泼于街市，一出门庭，木穉香扑鼻。盖若辈近日专顾抢掠，不暇做正经生活矣。西半城之当铺，全被回民土棍、左右小户贫民，抢劫一空，次及粮食店。若东城内城之当铺、估衣皮货、绸缎及各项店栈，尽被营勇、溃军、洋兵、土匪，先后抢劫，靡有孑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1796)
三日后，杨典诰又记曰：
京师内外城当铺二百余户，连门窗户壁以及地砖，靡有孑遗，其未被劫或劫之过半者，不满十户。惟烂面胡同一户，缘备有快枪在房上守望，见有聚而来者，开枪击之，故幸免于劫。南柳巷之汇丰，出银四千两以保险，廿四仍被劫一空。廿五以后，有劫掠者，洋兵拿获，以火器毙之。自是不敢公然抢夺矣。盖自二十洋兵入城，中国在官人役，风流云散矣。地方无主，能不乱哉?
另一位翰林院学士恽毓鼎则在其《庚子日记》中写道：
七月二十三日，遣人四探，言人人殊，皆不得真消息。穷民之抢粮店、当铺者，数日而尽;浸及各店，市肆皆不开门。余处幸储两月粮，巷中间有卖菜蔬者，赖免于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第1辑，P61)
慈禧西逃，京师处于完全无政府的状态，故而发生了此次规模空前的抢当风潮。
《那桐日记》可以印证杨典诰、恽毓鼎等人的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那桐记曰：
接裕寿田信，拟托总税务司赫德见各国公使，为之代商和局，知舒春舫文昨已有信致赫，尚无回信。昨、今两日，土匪抢劫钱、当铺，九城一空，住户东南隅受害最重，日本界内尚好。今日未刻玉如处有日兵十一人索表银，甚汹汹，家中人惊恐。(上册，P350)
那桐此日所记“九城一空”与杨典诰、恽毓鼎庚子年所写日记完全相同，说明庚子七月下旬京师的当铺，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那桐并没有明确记载自己的当铺是否遭受劫掠。依情况推断，那桐当时是慈禧亲自任命的统兵大员，他自庚子五月三十日。便“奉旨添派管理八旗两翼前锋护军营督练事宜”。(同上)在东华门统重兵把守的那桐，是不会不顾及自己当铺的。
这次抢当风潮的直接后果，是许多有价值的物品大量流入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光绪二十七年，慈禧与光绪从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北京的市面逐渐恢复正常，而在当铺行业内，又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些未经注册的地下当铺日渐多起来。这些当铺规模甚小，时而开张，时而关闭，以躲避政府监管。他们是一些主要经营小押、暂押的当铺，其中不乏抢劫偷盗来的贵重物品。于是，有的御史向朝廷呈递奏章，要求禁闭这些未经注册的黑当铺。
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清廷颁布上谕称：
有人奏，请将私设小押暂押当局查封提究，开单呈览一折。据称，“京畿盗案，层见迭出，实由小押私当为之罪魁，请将私设各当局，严密查抄，永远封禁，并将开设私当之人，送交刑部治罪”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按照单开各处，严密查封，分别究惩。
这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对京师当铺的又一次整顿。总之，庚子年的抢当风潮，使京师当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以至于十年后清王朝垮台时，当铺的元气尚未能恢复过来。
附：
每年正月，北京当铺的开张仪式很有风趣。据时人记述谓：
当铺春节开市，也是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正月初二凌晨，铺堂众人按等级职位以次排列，相互团拜礼毕。总导演大缺(当铺内较为高级职称)传令开当铺门。四门大开，算盘摇动三通，这时从大门外跑进三位童子(实质安排好当伙计)，第一个手拿银锭元宝，第二个怀抱一大瓷瓶，第三个手执一柄如意，进来贺年。三件吉祥物都有个讲究，一为“立市之宝”(银元宝);二为“平安如意”，取其“瓶”音;三为“吉祥如意”。取其“如意”。将这些吉祥物都放在柜台之后。又从外面走进一位当客(实质已安排好的)，身着紫锦衣，手拿土黄色白裤腰长裤一条，前来典当。业务人员焉敢怠慢，来人张口要价白银二两。管账先生立即开票、付钱，编入第一号当物。当然此裤不用赎，早已够本有余，主管伙计立即将此裤入库，做为镇库之宝物。(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京华风物》，上海书店，1992年，P148-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