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白区工作的转变，确有大收获。比如薄一波，他是山西人，是国民党军阀阎锡山的同乡。阎锡山对薄一波的才能很有印象，薄的自首，阎锡山信以为真，抗战开始后，对薄委以重任，由他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后发展为“新军”，最后“新军”并入八路军，使国共在华北的力量对比大大改观。在南方，刘少奇的势力伸展到中原局、华中局，并直接掌握了新四军。周恩来与刘少奇两人之间，无论对白区工作，还是对军队工作的影响力，都是周消刘长，发生根本的变化。
1937年底，我到延安时，刘少奇已经是大人物了，当时我听中央的政治报告，除毛泽东以外，记得刘少奇作的报告最多。中共重要干部调动工作也经由刘少奇谈话。王明回国后，武汉长江局隐然成为“第二中央”。毛泽东压制王明、周恩来，刘少奇在延安所扮演的角色，不断上升。
1939年8月，刘少奇与即将赴苏联治疗的周恩来合影
刘少奇为两个口号作总结
30年代，在左翼文艺圈里，以周扬、徐懋庸为代表的“国防文学”，和以鲁迅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相当轰动。中共尊鲁迅为“大师”，鲁迅骂周扬为流氓，而周扬又是左联的负责人，我们当年的左倾文艺青年，对于当时这场争论相当迷惑，其后才逐渐理解，两个口号之争的背后，也是一场党内斗争。周扬30年代是上海左联的风云人物，当年代表中共在上海主管文化的、社会科学的是胡乔木，文艺影剧的是周扬。周扬主管的部分，当时控制了上海许多大报的副刊，电影公司的编导部门，声势很大。周扬属王明、周恩来一派，在当时来说，是中共的主流派。
不久，冯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上海左翼文艺界的领导发生变化。
冯雪峰是参加过长征的著名作家，在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指示他要好好利用鲁迅这面旗帜，因此冯到上海后直接掌握鲁迅，甚至封锁鲁迅与周扬的联系。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当时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致的，鲁迅和冯雪峰都比较左，当时认为国共合作抗日是投降主义，“国防文学”也是投降主义的口号，因此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相对抗。
试想，我们当年那些左倾文艺青年，怎么可能理解到这两个文艺口号论战的背后是一场党内文化领导的权力斗争。
1938年10月19日，我在延安参加边区文协举行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晚会”，由诗人柯仲平主持，刘少奇作报告。刘少奇的讲话，就我记忆所及，他对“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战作出以下结论：“国防文学”是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中国革命进一步提高和深化的口号;“国防文学”是中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现阶段的战斗任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众”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未来的战斗任务。这两个口号没有根本的矛盾。他讲话时把这个意思重复了许多次。后来我见到一份中央文件，吴亮平代表中宣部传达中共中央对上述两个口号所作的结论，与我所听的刘少奇的讲话内容完全相同。可见当年刘少奇代表中共政策讲话的份量和权威。但是，1942年5月，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公开指出“国防文学”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周扬这个被称为中共“文艺总管”不断受到批评。
1941年，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作讲演
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
在我听过的很多刘少奇的讲话，其中包括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的这个讲话，后来出现许多种不同版本，每个版本内容都有一些修改。这个讲话成为“延安整风”的主要文件之一。
很多刘少奇的讲话都是冲着王明、周恩来的，对王明是点名的，对周恩来是不点名的。
我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对我说，刘少奇曾屡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刘少奇在别的讲话中，一再强调他的“工具论”，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除了当党的工具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刘少奇又在另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党，想当领袖的人，偏偏他当不了领袖;一个共产党员，勤勤恳恳不计个人得失利害为党工作，会自然地获得党内同志的支持与拥护……”刘少奇的话，当然是冲着王明的。
1940年5月，王明在“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学习毛泽东”的讲话。
本来这是王明表态拥毛的。不久，刘少奇就说王明“学习毛泽东”是假的。在这同时，王明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再版，刘少奇在这本王明的书上写道：“这本罪恶的小册子记载着罪恶的党内斗争。”
刘少奇的讲话中，其中有一段他的典型的“工具论”，刘少奇说：“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以后，就象木料一样的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以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
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又要王明在会上表态。王明就说：“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我愿意做‘党的工具’。刘少奇接上去说：“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是掩护，是有毒的。”于是，王明又接上去说：“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着毛主席走，可以吗?”刘少奇说：“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条件的”。
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时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你掏大粪是为人民服务，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都一样为人民服务。”这话的意思除了党的“工具论”，还加上政客的伪善。
1943年，刘少奇在延安
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公开整的是王明，实际上整的是周恩来。开始时刘少奇不在延安，毛泽东用十二道金牌把刘少奇召回延安挂帅。
延安整风，具体的执行者是刘少奇与康生。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中央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党校校长。这次会议还通过，中央会议的召集不定时，由主席决定;中央会议的决议，由主席同意才生效。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处理主席交办的日常事务。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有：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等八人，刘少奇为组织委员会书记，直到1944年5月，才补进了周恩来、朱德二人。由此可见，早在1943年，“毛(泽东)刘(少奇)体制”就已建立，毛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刘取代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的“大管家”。刘少奇也是延安整风毛以下最大的赢家。
延安整风中，柯庆施受到冲击。柯早年是留俄的，而且受共产国际重用过，后来回国在周恩来安排下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延安整风时，康生责问柯庆施：“北方局被国民党破坏时，几乎所有的同志都被逮捕，你哪里去了?”事实上，当时柯庆施去了绥远，在冯玉祥、方振武领导下的“反帝同盟军”做兵运工作，后来回到北京，又在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执行共产党员假反共假自首争取出狱中立了功。在延安整风中，康生要搞他，刘少奇保了他，中共建政后，柯拥毛最力，毛也最欣赏他，柯和康生在苏联时就是死敌，柯死在1965年，否则第二年文革开始，柯庆施与康生谁死在谁的手里，就不知道了。
1945年5月，中共七大期间在会议休息室合影，左起：朱德、毛泽东、刘少奇、聂荣臻、林彪
周恩来报了30年的仇
1945年中共七大时，陈赓代表周恩来反对薄一波当候补中央委员，结果毛泽东把薄一波提为中央委员。刘少奇派另一名大将彭真，在审查参加代表的资格时，也故意对周恩来的党龄提出疑问，结果被毛泽东宣布搁置讨论。
刘少奇在七大中升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七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周恩来得票的名次落在全部四十四名委员的二十三位。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主管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书记。
1964年3月22日，苏联“红星报”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贯反苏，可能与他每次讲话必骂王明有关。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派刘派互揭疮疤，周派抓住“六十一个叛徒事件”打刘，其时刘少奇还没有完全被打倒，他和另一个当事人张闻天，联名要求周恩来复查档案，周未答复。原件呈毛，毛批确是反革命事件。于是周恩来下令将安子文、薄一波等人逮捕。其后，“刘少奇项目组”(专案组——转注)、“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项目组”，两个项目组的组长皆为周恩来。毛泽东开始“提刘压周”是1936年，文革开始于1966年，周恩来总算等了30年报了仇，其实周刘都是毛泽东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