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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司马璐近照（曾慧燕摄） |
司马璐，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到延安。后因遭到政治迫害，离开延安，1941年被开除出党。后一直从事自由、民主活动。司马璐被人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词典”，他在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中，对于中共开国元勋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期的言行有详细记载。在这部分章节中，司马璐认为，早在1943年，“毛(泽东)刘(少奇)体制”就已建立，毛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刘取代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的“大管家”。刘少奇也是延安整风毛以外最大的赢家。以下为相关章节全文摘录.
周恩来报了30年的仇
1945年中共七大时，陈赓代表周恩来反对薄一波当候补中央委员，结果毛泽东把薄一波提为中央委员。刘少奇派另一名大将彭真，在审查参加代表的资格时，也故意对周恩来的党龄提出疑问，结果被毛泽东宣布搁置讨论。
刘少奇在七大中升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七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周恩来得票的名次落在全部四十四名委员的二十三位。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主管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书记。
1964年3月22日，苏联“红星报”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贯反苏，可能与他每次讲话必骂王明有关。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派刘派互揭疮疤，周派抓住“六十一个叛徒事件”打刘，其时刘少奇还没有完全被打倒，他和另一个当事人张闻天，联名要求周恩来复查档案，周未答复。原件呈毛，毛批确是反革命事件。于是周恩来下令将安子文、薄一波等人逮捕。其后，“刘少奇项目组”(专案组——转注)、“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项目组”，两个项目组的组长皆为周恩来。毛泽东开始“提刘压周”是1936年，文革开始于1966年，周恩来总算等了30年报了仇，其实周刘都是毛泽东的工具。
1938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六届六中全会，开始清算王明，会前摄有这张照片。毛泽东特意让王明坐在正中的主位，他与康生则站在后排两边。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在延安时，刘少奇当时是中央干部教育部长，常对我们作政治讲话。不过我一向不喜欢听刘少奇的讲话。他总是沉着脸，腔调不男不女，阴阳怪气，讲的内容也很沉闷，死板的教条极多，好象他一身全是“党性”。“文革”期间，我在香港出版过《刘少奇语录》和《刘少奇选集》，中外报刊居然把我当作“刘少奇派”。当时中共清算刘少奇，我认为应该客观地公正地介绍刘少奇的思想与观点。
抱朴谈刘少奇
我在香港办《展望》杂志时，有位作者秦涤清常为我们写稿，他的文章都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后来我到纽约，见到彭昭贤，他说，“你有一位老朋友叫抱扑的，急于想见你。”接着彭打了电话，抱朴来了，一谈之下，抱朴就是秦涤清，秦涤清是他的本名，早年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到中国时当翻译的杨明斋在上海办过俄文专科学校，秦涤清是该校的学生，后来他与刘少奇等同去俄国，是中共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留俄学生。
我问秦涤清一个问题，我知道你是最早去苏联的，又是最早与共产党决绝回国，为什么呢?
秦先生说，他在莫斯科时，最受不了的是日以继夜的批斗会，他当时和刘少奇住在一个房间，刘忙于开会，秦则帮他做饭。当时他们就读的是中山大学。中大表面上是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实际上完全由苏共操控。刘少奇总是批评我学习不积极，当时苏共还顾及维持国共合作关系，我提出退学，他们就让我回国了。当他把回国的决定告诉刘少奇时，刘惊问：“你有没有向组织反映?”秦答：“我不是共产党员，不需要组织决定。”
秦涤清对我说：当年，中国的留俄同学受苏联党争的影向，互相斗得很利害。在共产党内部，许多领导人的上升，都是踏着别的同志的肩膀，先把别人打倒甚至踏着血迹而获得的。刘少奇就是踩着王明和周恩来爬上去的。
我问秦：“王明和刘少奇，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
秦答：“王明浮躁，刘少奇深沉，两个人的性格不同。”
1937年，刘少奇回延安
从“毛周联盟”到“毛刘联盟”
刘少奇回国后，主要从事职工运动和地下工作，他和周恩来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刘指周太左，周指刘太右。
秦说：“其实两个人都紧跟共产国际，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的。不过，刘这个人跟得很笨。上海人形容不会跳舞的叫‘拉黄包车’，被善于跳舞的拖着走，刘就是这个样子的。周呢，左腿来右腿去，右腿来左腿去，他跳舞如此，政治戏法也如此，刘就远远不及周了。”
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上，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是在五大才当选中央委员的。他们早期与争夺北方局的控制有过斗争。中共六大后，1928年12月，北方局称为顺直省委，韩连会为书记，刘少奇为组织部长，陈潭秋为宣传部长，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的实际当权者，认为刘少奇工作不力，将他撤职，改派张慕陶为组织部长。这个张躲陶后来在陕北的中共党内斗争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我将在第三篇第九章“陕北党争秘史”中写到他。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仍然是党中央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刘少奇主持职工运动，他上书中央，认为中央的职工路线太左，曾被周恩来扣上右倾帽子。1932年3月，临时中央又撤消刘少奇对职工部和全总的领导职务。1932年底，刘少奇到达江西苏区，重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4年10月，随红军到达陕北，这时张国焘的败局已定，毛泽东的矛头转对周恩来，大力支持刘少奇，因此新的“毛刘联盟”逐渐代替过去的“毛周联盟”。后来王明回国，又形成新的“王周轴心”。中共党史高潮迭起，好戏连台，值得看的。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图为刘在杨家岭窑洞写讲演稿
刘少奇重建北方局
1935年12月中共举行瓦窑堡会议，刘少奇被派到华北重整北方局。刘少奇到达天津，才知道北方局只剩下寥寥几个人，其中包括我后来在延安认识的高文华、柯庆施等。他们商量的结果，认为当时华北抗日情绪高涨，必须争取领导学生抗日运动。但当时绝大多数中共的领导干部，都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
据王光美回忆：“1936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系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速发展起来，……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挺身赴险。”
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提出，要展开北方局工作，必须要使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干部争取出狱;当时国民党坚持，共产党员出狱必须要办一个“自首”的手续。刘少奇明白，这种“自首”就是公开宣布反共的意思。当即表示可以办假“自首”，等我们的同志出狱了，不是一样可以为党工作吗?但兹事体大，必须请示党中央。因此，刘少奇向延安正式提出此一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在获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正式批准。当时刘少奇发出一个指示说：“华北形势危急，……共产党员不要再蹲在监狱里搞斗争了，应争取出狱，迎接抗战局势，不过出狱时要履行一个手续，就是要在指定的报纸上登反共启事，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根据上述指示，1936年有大批在狱的共产党员公开在报纸上刊登脱党或反党声明。
1936年6月，刘少奇告诉柯庆施，中央已经批准。
并指示柯庆施、徐冰等共同处理共产党员假自首争取出狱的案件。刘少奇指示，假自首骂共产党，怎么骂都可以，将来为党继续工作，中央不会追究的。于是，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等都在表态后，相继担任领导工作。这就是后日文革时期“六十一个叛徒案”的来源。就当时而言，刘少奇的这项工作对党的贡献很大。这时由上海临时中央撤退的王世英也辗转到了天津，成为北方局的主要干部。王世英和杨帆，后来都向中共中央提出过因为他们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熟悉江青的私生活，认为毛泽东不适宜和江青结婚，这两个人都曾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过，后来都先后遭到江青报复。
1937年春，刘少奇从平津回到延安，给中央四封长信，检讨白区工作过去太左，领导错误，需要彻底转变。5月17日，延安举行白区党的代表会议，刘少奇的“万言书”在会上散发。刘少奇又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刘的观点又被认为有针对性，因为过去中共的地下工作，主要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在这次会上，刘周两派对骂，场面火爆。起初毛泽东没有表态，后来董必武报告，据许多老同志向中央的反映，过去白区工作过左，使党的力量受到严重损失确是事实，董的报告并没有针对谁，在会上被认为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被认为公正，受到肯定，继之毛泽东作出总结说，刘少奇的意见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