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确实是朝中少有的开明权贵，在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他的从政经验、控驭权力的能力都不足，与慈禧太后稍作抗争失败后，就被这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使自己变得更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恭王”，这些都证明他确实仅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气魄”和“大胆识”。
慈禧也确实“威断”，很有政治手腕和控驭臣下的非凡能力，但她对中国的社会现状缺乏了解，对清王朝面临的问题心中无数，对世界的变化和西方列强的挑战和威胁，不知道从长远的角度加以应对。更为糟糕的是，她有控驭权力的能力，却缺乏远见，只知道维持现状。而在近代中国这种非常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见识、眼界、魄力，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在这种目光短浅、得过且过、唯我独尊的人领导之下，她越是有“威断”、能“威断”，对国家的危害就越大，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赵烈文能把大清王朝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物看穿、看透、看死，说明他的眼光确实够深刻和老辣。
在君主制社会里，王朝兴衰和江山社稷长短的话题，既敏感又重大，不要说同事朋友之间，就是亲人甚至夫妻子女之间，也是很少涉及的。尤其像曾国藩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显然更不适宜谈论这种话题。然而，他和赵烈文，不仅反复倾心交谈，而且开诚布公，毫无保留，即使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毫无关系。如果不是亲密无间，相知很深，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领导和幕僚之间，能够达到这种高度默契的程度，确实少有。当然，赵烈文观察事物的独到眼光，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对时局发展的冷静分析等等，对曾国藩都具有很大吸引力，使得他无法拒绝听取他的意见和看法。
曾国藩对赵烈文的论断，表面上好像仍然无法或不愿意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最起码可以像东晋、南宋那样长久偏安，实际上在他内心里，已经无法抹去清王朝即将灭亡的阴影，一个多月后，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再找赵烈文交谈这一敏感话题并说出下面这句含义深刻的话：“如捻贼得灭，朝廷中兴，犹为不负此举(指剿灭太平天国)，不然，何足道耶?!”潜台词是：清王朝如果没有中兴局面出现，他以前的一切努力，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会产生负面影响，自己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如果真是如此，还不如让这个王朝早些寿终正寝为好!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曾国藩心境之凄凉，对国家前途命运之悲观失望，于此可见一斑。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
最终让曾国藩对清王朝彻底失去幻想，或说曾国藩对赵烈文所预言的结局不再心存任何侥幸，是在曾国藩经历了一路北上的走访调查和广泛接触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人物之后。
同治七年(1868)七月下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他北上就任后，终于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以及文祥、宝鋆等军机大臣，并在数日内连续多次受到皇上和皇太后召见，还数次参加国宴。在乾清宫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身份班列汉臣之首，与满族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对此，他当然倍感荣耀。
直隶总督和内阁大学士的职位，不仅让他有机会面对面接触和观察清王朝的几位最高领导，而且通过观察、谈话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使他对清政府的核心人物和全国形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时他不得不承认：清王朝确实大势已去，国家的颓败程度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想，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这一切正如赵烈文早就预言的那样，整个清王朝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只能眼看着它一天天沉没下去，再也没有浮起来的希望。
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对奉调到直隶做官、头一天才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说：“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余一筹莫展!”
曾国藩又对当朝核心人物一一进行点评：“两宫(慈禧和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讲不到点子上);皇上冲默(淡泊宁静)，亦无从测之(看不出深浅)。……恭邸(恭亲王)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地位不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素无威望);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又说到外交：“到京后曾会议和约事(参加讨论与外国签订和约的会议)，醇邸(醇亲王奕譞)意在主战，曾上折交内阁再议。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覆。然中外贫窘如此……安能自立?今年和约当可成，不致决裂，而时会(机遇或特殊情况)难知，能无隐忧!”
在赵烈文面前，曾国藩一方面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另一方面又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恭亲王、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皆非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是无法指望，所以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一年多前做出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大势已去，无法救药。
颓废不振的清王朝于1911年土崩瓦解，赵烈文的预言果然应验了。而曾国藩和赵烈文已分别于1872年和1893年去世，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解脱和幸运。
曾国藩既是清王朝的拯救者，又是这个王朝的主要掘墓人
曾国藩诚然是清王朝的拯救者，但他又是这个王朝的主要掘墓人，这一点，曾国藩本人不知如何，赵烈文却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赵烈文预言清朝必亡谈话后的第三天，他和曾国藩还有一次重要的谈话。遗憾的是，此次谈话不仅没有引起世人应有的重视，而且连曾国藩自己，当时也不愿意对这个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这天傍晚，曾国藩到赵烈文那里闲谈。两人首先谈论了宋朝的几位名臣，在看法上略有分歧。当说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形成国家积贫积弱局面时，曾国藩说：“南宋罢诸将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尽，不能稍振。”停顿了一会儿，曾国藩又说：“韩(琦)、岳(飞)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自己编练成军，自己筹集军费)，仿佛与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决无人应之者。故吾起义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粗能有成。”
曾国藩对自己的成功之道，不仅感到满意，而且含有庆幸的成分。赵烈文却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于是笑着说：“师事成矣(老师确实取得了成功)，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却改变了风气)。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法制法规)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分裂割据之象已经初露端倪)，虽人事，亦天意而已!”
赵烈文为什么说曾国藩开辟的练军方法，不仅导致了“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而且使得“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呢?原因就在于通过这种方法编练出来的军队，不是置于中央政府的绝对领导之下，而是归练兵者个人所有，大体属于私人武装性质。既然是私人武装，当然是“有奶便是娘”，最终只能听从私人号令并逐渐形成督抚权大、兵为将有、内轻外重、中央权威日趋衰微的局面。
后来，清朝军政重心逐渐外倾和下移，中央政府日趋衰弱，最后发展到东南互保和辛亥各省独立，种种事实，无不证明赵烈文的分析和预见是多么准确和具有前瞻性。
遗憾的是，作为清王朝主要拯救者的曾国藩，听了赵烈文这番高论后，除了淡淡地表示：“余始意岂及此，成败皆运气也!”之后便岔开了这个敏感而重大的话题，和赵烈文讨论起天命与人事的哲学话题来。
归之天命诚然不错，因为它确实不是曾国藩有意而为，也不是他事先能够预知和事后可以把握的。但事实毕竟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历史和政治经验十分丰富而又聪明过人的曾国藩岂能不知?所以从此以后，曾国藩与赵烈文谈话时，多次提到并十分关心后人对他的评价，并要赵烈文为他主持公道。如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来和赵烈文闲谈，见有客人，于是离去;过了一会儿，曾国藩又来了。这时赵烈文正在吃饭，曾国藩就在客厅转悠。
赵烈文一放下碗，曾国藩就进去对他说：“吾来南(指回金陵做两江总督)已半载矣，壁上无有一款之字画，几案皆荡然，人得无笑其苟简(简单)乎?”他显然是欣赏了赵烈文客厅里的字画后，触景生情说这番话的。赵烈文于是打趣说：“自有总督衙门以来，未有空闲寂寞一至于此者，方颂盛德之不暇，奚所可笑?”曾国藩说：“足下他日铭吾墓(给我写墓志铭)，此亦一事也!”
当说到胡林翼的文集编得不好，而且多是他人代笔时，曾国藩对赵烈文说：“吾身后亦不免此一劫，足下何策以善其后?”赵烈文说：“待及师身论定，烈愿任编纂之役。”曾国藩当即嘱咐说：“惟望足下他日持正论(主持公论)耳!”赵烈文看曾国藩说得很认真，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也就严肃地回答说：“谨受教!”
此时的曾国藩，虽经“剿捻”失败，声望有所下降，但仍是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从他的这番嘱咐里，分明发现他不仅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在后世存在巨大争议的人物，而且郑重希望赵烈文能够为他“出善后之策”。
大凡在历史上留下浓重足迹的人，都十分关心后人对他的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处在声望极隆时的曾国藩，就对自己的心腹幕僚做出这一政治交代，显然有深意在其中。可能正因如此，赵烈文从此也就不再提起这一话题并让它淹没在历史的大海里了。
(本文材料全部来源于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文中恕不一一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