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当年因距内城三里而得名的地方，因附近聚集外交公寓群，逐渐北京夜生活主要场所之一。
可过去那个三里屯死于2005年开始的一场拆迁。新建成的三里屯太古里2008年建成后逐渐成为北京的时尚地标。现在的三里屯，高潮与失落同时发生，任何原始的欲望都能在这里找到出口。在这里，很多人都是一个人，他们通过与陌生人的亲近寻找慰藉，和现实里缺失的存在感;在这里，你是谁在这里根本不重要，也没有人会记住你
有人在三里屯的酒吧里晃了1个小时酒杯，就为了和坐在2米外的异性递个眼神;一个穿着紧身衣的男人，他的紧身裤破着好几个洞，头上顶着的黄发挡住一边眼睛，他在拿着单反的街拍摄影师面前来回路过了两遍，终于如愿以偿地被街拍;一个女孩拿着英文菜单，流利地点了一桌西班牙菜，她的英文是纯正的美音，普通话却带着山东口音;北街的酒吧的钢管舞表演，一个裤腰带快扎到胸口的大叔，戴着金丝边眼镜、叉开双腿，举起手机对着空中的女孩拍照。
在4公里以外的北京簋街上，两个刚刚吃完麻辣小龙虾的游客到处问：“三里屯咋走?有没有公交车到?”
三里屯是北京“神奇的存在”。
这个当年因距内城三里而得名的地方，位于北京朝阳区中西部，北京东二环最繁华地段。因上世纪60~70年代，这里建起外交公寓群，三里屯一带逐渐成为驻华外交人员、外国人聚居、购物和外事活动的重要社区。三里屯地域内有10条纵向、12条横向街巷。商业、服务业网点密布，三里屯酒吧街也成为北京夜生活主要场所之一。
北京和“时尚之都”沾不上边，但几个大商场围起来的三里屯，又因毗邻使馆区，传递出一种时尚讯号，聚拢了北京的“潮人”。五颜六色的美瞳、彩色Newbalance运动鞋、MCM铆钉双肩包、皮裤和在冬天也要坚持露出的脚踝……几乎成了三里屯的逛街标配。各种口音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各种肤色的外国人，都能在三里屯碰到。它因此被写在旅游攻略上。
据统计，在三里屯周边3公里的范围内，“扎堆儿”着超过200家的酒吧，占全北京酒吧的40%以上。三里屯也成为夜晚北京最热闹的地方。和三里屯仅1个红绿灯距离的工人体育场完全不同。相距1公里外的工人体育场里总是充满了上万名地道的北京球迷，他们穿着宽松的绿外套，脚踩一双球鞋，用浓郁的“京腔”高喊：“这里是北京”“别装孙子”……更多更直接粗俗的京骂总能激怒全国各地的球迷。
三里屯则是另一个世界。台湾人Tony喜欢早晨坐在咖啡馆享用100元一杯的手冲咖啡，注重“酸碱平衡”的他，每周会在进口超市买齐一周用的饮用水;几个拿着“名牌”包的女孩排了一小时队，终于坐进一个不知道是花店、杂货店、咖啡馆还是甜品店的地方，为了喝至少128元一位的下午茶，9块点心被装在三层的英式餐具中，她们拍照发了朋友圈后，开始担心这些甜品会不会让她们发胖。“有很多有钱人，也有很多人拿着几千块的工资，却总想在三里屯活出年薪百万的感觉。”三里屯一个酒吧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4:00欲望
早晨，一些裹得严严实实的北京大爷、大妈坐在空地上晒太阳。一个住在三里屯幸福三村的老大爷正和修车摊的王伯讨论“京客隆超市”的韭菜到底贵不贵?
三里屯的一天从下午开始。就像省去了前菜的大餐，失去早晨的三里屯从它苏醒开始，一切都是直接和赤裸裸的。
下午2点，编剧小蕾终于找到合适的衣服，准备奔赴三里屯。为了出门，她已经在家准备了4小时，换了数十套衣服。心情不好时，她有严重的“出门恐惧症”。
这天，朋友约她在三里屯的星巴克门前见面，每当她们约在这个地点，小蕾就要“收拾一下自己才能出门”。因为那里每天都聚集着四五个拿着单反相机的摄影师，围追堵截各种“潮人”。小蕾的经验是，“要靠单品取胜，比如帽子、墨镜之类的，街拍没人看脸。”
虽然小蕾通常会拒绝街拍，但能被他们拦下，她还是会有一些“小雀跃”，因为如果不被拦住，那就意味着你的打扮有点老土。不时尚的姑娘在这儿“让人看着心酸”。
三里屯的时尚是从“太古里”飘出来。这是一个大型开放式购物中心，2008年夏天正式营业。这个投资约48亿元的商业地产项目由太古地产全资持有。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广场上一个宽26.9米，高7.7米的LED屏幕，循环播放着各种广告和商场宣传片。
2010年后，太古里分为南北两区。面积逾7.2万平方米的南区以年轻潮牌为主，这里有在苹果店里蹭无线网给手机充电的年轻人、抹着红唇的街拍达人、在广场喷泉戏水的小孩;一份52块钱的沙拉里面几乎只有生菜，一般坐在那里吃的多是外国人。占地4.8万平方米的北区则聚拢了一批国际高端名牌，但人潮总是比南区冷落几分。
246个商户散落在太古里19座当代建筑中，至少有27个品牌，在这个开放式购物中心聚集了大牌旗舰店、概念店、精品店、北京首家店、中国最大门店、全球最大品牌中心……这里还有一个拥有1700个座位的8屏影院、892个停车位;还有超过30家餐馆和酒吧，和一个99间客房、将近1.6万平方米的精品商务酒店，在那里住一晚1950元起。
有的酒吧每两个月就要更新一次酒单，可一家从未更新过菜品的拉面馆，竟也在那存活了多年。就像一个拥有5辆法拉利的美国人，他喜欢骑着自行车来这里的酒吧喝酒，而他身边是乞丐拿着讨钱的碗，静静地坐着，他的碗里有满满的1块钱。三里屯店和人都是这样，以一种毫不违和的极度矛盾感相互映衬。
2014年9月，90后王宫和妻子派派在三里屯SOHO开设了一家女仆餐厅，同样主题的餐厅北京仅有两家，而在三里屯，这样的餐厅就“毫无违和感”。要知道餐厅所在的商厦，曾使上海小南国这样的传统餐厅黯然撤店。
夫妻俩同是“二次元”爱好者，两人拿着积蓄和父母提供的创业资金，又向银行贷款了150万，开始人生第一次创业。
中午，派派穿着至少3层的女仆裙站在店门口，细声细语地用日语说：“欢迎光临”。一天5000元的流水、两次翻台，足以让这个50个座位的餐厅收支平衡。谈到这些，派派的声线变得底气十足。
笑容甜美的“女仆”桔子用1分钟画了一只Hello Kitty在蛋包饭上，又用10秒钟给蛋包饭“施一个变好吃的魔法”。有人不明白这“魔法”意义何在，但同样的动作她每天要重复40次。17岁的“女仆”安安被称为“店花”，有客人会专程从中关村过来为她捧场。每天至少有10桌客人要求和女仆合影，还有客人会问：“能不能跪着服务?”
“这里会让人的欲望不自觉地膨胀。”派派这样评价三里屯。
夫妻俩经常忙到“全身要碎掉”，因为原来的工作太辛苦，她才辞职创业，原本只想开一家自给自足的咖啡馆，一个月轻松挣几千块就心满意足，但现在她已经开始计算：“每天流水达到2万元，两年内就可以开幕一间分店”。
鹤子是三里屯SOHO的上班族，偶尔她的同事们也会光顾这间女仆餐厅。一次饭后，她穿着一件紧身裙等电梯，一个皮肤松弛的外国男人走来，对她说：“一百万一晚。”迟疑了一下，又改口道：“一千块一晚。”这时刚刚下午三点钟。
小蕾凭借一副香奈儿墨镜成功被摄影师拦下，她婉拒了街拍，和朋友们坐进一家台湾人开的餐厅，开始享用下午茶。
小蕾住在北京青年路的公寓里，距离三里屯大约20分钟车程，她的男朋友戏称三里屯是小蕾的家乡。每次写完稿，她会和朋友来三里屯庆祝，从下午三点到凌晨三点。她自己也想不出除了三里屯，还能和朋友们约在哪?
在三里屯，你可以花11.5万元买一件拿破仑三世的古董盔甲;也可以用48元在咖啡馆买一块2厘米长的村田智明设计的橡皮。
在小蕾用餐的餐厅里，制作一款蛋糕需要20分钟，他们“现点现做”，顾客也乐于等待。营业后的第二个月，这里便开始出现排队人潮，一到周末，大约50个人在店外等待翻桌。自从王菲来这里喝下一碗莓果酸奶，这款52元一杯的酸奶每天能卖出100份。
北京还有哪里可以替代三里屯?几乎所有在三里屯的采访对象都有这样的反问。
17:00“脏街”丢失的灵魂
虽然每晚都有人在三里屯high到呕吐，但这里的光辉正在渐渐暗淡，和后海、五道口等地酒吧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三里屯酒吧街最初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这里毗邻使馆区，周围又有不少外企，90年代初，热爱夜生活的外国人，在这里点亮了北京的夜空。酒吧街最初分为南北两条，最先兴起的是“三里屯北街”，第一家酒吧“咖啡咖啡”诞生于1995年。
那时的酒吧老板几乎都有海外背景，街上也挤满了来自各国的老外。那时的北街还没有钢管舞，周末像庙会一样人山人海，有的酒吧要门票才能进，人们拿着酒瓶站在路边，彼此没有心防地“瞎聊天”。
先锋的中国人也开始闯荡三里屯。那时作家大仙与何勇、崔健、石康等人并称为“三里屯十八好汉”，他喜欢从北街第一家酒吧喝到最后一家，再从尾喝到头。大仙有数不清的作品灵感来自三里屯。
那时，三里屯聚拢了一批向往外国文化、有海外背景的中国人。1998年，还是学生的陈璞第一次来到三里屯，爵士、民谣、电音等各式各样的音乐声从风格迥异的酒吧里飘出来。几块钱买一瓶酒，就可以在北小街的各种酒吧串场、跳舞，没有人逼你消费。那时，北小街也没被称为“脏街”，那里还只有一家麻辣烫。在小卖部买一瓶酒，陈璞就能和朋友坐在一家酒吧的院子里，吃着烤蘑菇，聊天到凌晨5点。
那时“太古里”还是一片6层的居民楼，酒吧和外贸服装店聚集在居民楼一层，而那时几乎每个酒吧老板的梦想都是“开一家与众不同的店”。陈璞喜欢在那些外贸服装店买衣服，平价又时尚。她也坚持在冬天露着腿，“这是一件多正常的事，有的鞋就是要露点腿才好看。”而现在的冬天里，更多的女孩穿着“看得见肉的黑丝袜”从豪车中走出来，也有女孩光着两条大白腿坐在酒吧的卡座上，相比之下，只“露脚脖子”的年轻人已太保守了。如今步入而立之年的陈璞已经很少这么穿。陈璞现在很少再走进酒吧，她更愿意在三里屯买衣服、逛精品店、做指甲。现在，她有各种名牌衣物包包，她的打扮更加时尚、精致，也更依赖品牌。
自从8年前，她供职的公司搬来三里屯，她已经离不开这里，“三里屯的变化特别大，但每一个变化我都能接受，因为发自内心地喜欢，所以我把三里屯融入在生活里，毕竟这里还是聚集着同一个调调的人。”
作家大仙在《十年三里屯》中讲述了三里屯的最大意义。“1998，在三里屯酒吧，一位城乡结合部的带头大哥，坐下来就问：咱酒吧有啥下酒菜，炸花生米和猪耳朵有吗?2008，秀水假名牌越穿越像真名牌的私企豪杰，张口就问：洋葱圈有吗?炸泥肠有吗?水果沙拉有吗?里面多搁猕猴桃。三里屯的价值在于，让中国人从吃糠咽菜，一把进步到奶酪黄油。”
如今，这里的餐厅仍大多是西餐，你能吃到意大利菜、西班牙菜、墨西哥菜，还能找到印度餐厅、伊朗餐厅、日韩料理、美式烤肉、英式下午茶……有的餐厅的菜单甚至没有中文只有英文，而常来这里就餐的中国客人也能不看菜单就点菜。他们有的梳着油头、西服革履，在餐厅切一块100g的羊排;有的姑娘从这一路闯进老外圈，成功移民;也有人背着帆布包，在书店翻阅英文的设计书。
现在的陈璞更想要安静的生活，于是她选择和三里屯的中心保持距离，在C5艺术区开了一间咖啡馆，这里距离“太古里”1公里，走过去至少要16分钟，经过两个红绿灯。咖啡馆每天早上10点开门迎客，晚上7点关门，这里和三里屯的夜晚几乎没有瓜葛。下午5点，她坐在自家的咖啡馆，享受着一杯拿铁，里面有两种咖啡豆，加的是一款“奶味很淡”的牛奶，为此她把市面上所有的牛奶都试过一遍。
大仙的三里屯死于2005年开始的一场拆迁。2003年，北京政府出台“新三里屯规划”方案;2005年，三里屯南街、北街开始拆迁;2007年3月，SOHO中国获得三里屯的一块地皮;5月，世茂地产以14亿元人民币收购另一地块……之后它成了后来的“三里屯太古里购物中心”“3.3服装大厦”“三里屯SOHO”和“世茂·工三”商场。
这些地产商的出现改变了三里屯的商业格局，酒吧街的租金至少翻了一倍，三里屯北街原本风格迥异的酒吧几乎变成一个模样。路口的地平线酒吧开始请女孩跳钢管舞，之后几乎每家酒吧都竖起了两根钢管。水烟首先出现在某一家酒吧，不到一个月，这条街上的另外13家酒吧都开始出售水烟。没有人愿意错过一丁点商机，复制是最简单又低成本的方式。
虽然“脏街”始终是三里屯的“灵魂”，但它的传奇色彩也开始黯淡无光。Jim是这里一家酒吧的经理，在这里工作了16年，在老家他曾是一个厨师，因为喜欢酒吧文化才来到三里屯。最初他是酒吧的服务生，住过地下室;两年后，他变成调酒师，2006年成为店长，后来他和朋友一度在三里屯开到三家酒吧，现在他和朋友在北京拥有两家酒吧和一个餐厅。
Jim今年40岁，孩子刚刚5个月，他和妻子在三里屯相识，是同行。“我们这个行业，找同行最好，能互相理解。”后来，妻子改为白天上班，“女孩长期上夜班很容易老。”而Jim依然要晚上工作，时常顶着太阳下班回家。
他和妻子虽然睡在一个房间，但两人只有周末休息时才能真正见上一面。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持续了四五年。“你看我满脸的皱纹，原本想40岁退休，但现在觉得身体还可以，喜欢这个行业就继续做吧。”
他现在痛恨别人把这条街称为“脏街”。“脏街”得名于屡禁不绝的麻辣烫、烤串，半夜会有化了妆的女孩不顾口红来撸几串，也有外国人捧着一碗麻辣烫和一个大煎饼。现在，城管车往路口一停，麻辣烫和烤串不见了，只剩一个煎饼摊半夜坚守在团结湖地铁口。
去年，隔壁卖烟的大姐对Jim说：“这条街真是烂透了。”他们认为这种褪色始于2010年，起因也是翻倍的租金。
为了盈利，三里屯的酒吧几乎只剩下两种：一种以价格取胜;一种注重格调。于是，来三里屯消遣的人们也自动分成两类：站在便利店门口1分钟喝光一瓶啤酒的人，很难和穿着西服、抹胸裙端坐在高大上的酒吧里晃1小时酒杯的人成为朋友。
但这两种人都能迅速在三里屯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脏街的奶茶店可以花8元买到一杯青提汁，而在相临的太古里的一家饮料店，一杯提子汁要49元。Mojito装在塑料杯里，15元一杯，如果你向北走95步，来到一家酒吧，用玻璃杯里喝下一杯Mojito要花费35元，而在更远的另一家酒吧，喝一杯鸡尾酒要付出70元。小蕾喜欢这间酒吧的鸡尾酒，她有一个固定的服务生，小蕾每次都愿意给她一些小费。
金子早已对酒吧里的各种事习以为常。他从住处步行到酒吧只要20分钟。他的生活圈子非常小，每天两点一线，但又阅人无数。
他不高，有些胖，聊天时，他的烟一直没有断，不时地咳嗽几下，2个小时里，他喝了4杯鸡尾酒，这让他起身微微晃动。
5年前，22岁的金子来到三里屯这家20平方米的小店，服务员、收银员、门外掮客，他什么都做。23岁时，他吸了第一支烟，第一次喝醉，那时的他看不到未来，又企图为梦想挣扎一下。这个不善言谈的男孩喜欢弹吉他，他每天要练琴8个小时，只睡4小时。那时他唯一的梦想是发专辑、组乐队、开演唱会……现在他早已不再想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