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所着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是西方学者近年来就中国文革史研究的具有独特意义的专着。该书使用了大量的中文史料，同时也吸取了不少这些年来史学界有关文革史的研究成果，详细地解析了中国这一史无前例的革命。作为西方史学界研究文革的代表作，该书对中国学者的深入研究无疑会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书中论述的“林彪事件”是笔者关注的重点，研读之余，感到有以下几点值得称道：
〔1〕关于毛泽东选择自己的继承人一事，作者认为毛泽东真实的意图是传位于江青和她的亲信，而非林彪。作者指出：“林完全可以怀疑，主席之所以决定将其立为接班人，只是为了建立一套制度，以便让另一位毛派的狂热信徒顺理成章地接班。否则，主席为什么要建议林，林自己也应该指定一个接班人，并且点出了张春桥的名字，而让林大为尴尬呢？尽管毛没有公开力图推动他的建议，但至少表明了：在毛看来，他的妻子及其亲信才是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真正接班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星克尔出版社2009年4月版327－328页，以下简称该书并只标明页数）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林彪在庐山上主动发起的针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斗争，使毛泽东赫然发现，林彪在党内竟然有如此众多的支持者，而文革极左派张春桥一伙又是如此不得人心，林彪的一篇讲话就几乎置张春桥于死地，如非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极左派们很可能就此土崩瓦解，而毛泽东倾其后半生发动的文革运动就有可能在其身后被否定被清算，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由此而观之，林彪绝非毛泽东理想中的接班人，而江青、张春桥们才是毛真正意义上的衣钵传人。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力扶植江青等文革极左派，尤其是让这伙人逐步地掌控军权，张春桥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军委常委，而这在林彪时期是不可能发生的。毛泽东从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江青、张春桥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也只有他们才能在毛身后继续推行毛泽东那套乌托邦的理论和实践。该书的作者在这一点上，看得是很准确的。
〔2〕关于林彪是否有“篡党夺权”的意图，作者对此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作者指出：“尽管中共的党史学家是如何受到鼓励去批评文革的观念和必要性，但是还没有什么人愿意说：主席为了搞文革，无情地密谋打倒其过去的亲密战友。一个晚年误入歧途的战略大师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个暗地里策划卑鄙手段的黑帮头子的形象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毛成功地策划了第一任接班人的倒台，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就不能打倒其第二任接班人，从而部分地降低解放军在重建中共中的主导份量。文革后，国家主席问题被当作是林彪图谋‘夺取最高权力’的证据。这样一个罪名会不会是毛给林构陷的呢？人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事实真相；动机仍然晦暗不明。但是，为什么毛就在自己还在准备林彪的罪状、林彪还没有逃跑和死亡的时候就声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呢？”（该书329页）
有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早有大陆的学者予以论述（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见《重审林彪罪案》上册），在“913事件”前，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林彪至多是对毛泽东的劝进，希望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召开时出任国家主席，林彪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一致赞同。文革极左派的重量级人物康生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387页）而最先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者却是毛泽东自己，毛泽东在1971年8月南巡途中，指责林彪“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急于夺权。”可毛泽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该书作者看到这一关键的问题，指出：“既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叶群的野心，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林彪希望得到这一职位。”（该书329页）事实上，“913事件”后中共拿出来的唯一证据是吴法宪在关押期间的交代，即“叶群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摆？”但是这唯一的证据也被吴法宪日后所否定，指出那不过就是专案组“逼供信”的产物。由此可见，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不过就是毛泽东的构陷，毛泽东要打倒林彪的法理依据完全是向壁虚构。
〔3〕关于林彪是否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发动一场旨在推翻毛泽东的“政变阴谋”，该书作者明显持怀疑态度。作者指出：“正是由于9月12日至13日事件的戏剧性，长期以来，中共官方材料和中国史学家叙述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西方出版物的质疑。”“令人不清楚的是，林彪是参与了林立果针对毛泽东的所谓阴谋，还是被动地听天由命。9月12日晚上，林彪在服用安眠药后已经上床睡觉了。在其妻子和儿子把他推进汽车，风驰电掣地赶往机场时，他是否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此也完全有理由产生怀疑。”（339页）
该书的作者在此并不盲目地轻信大陆官方长期以来的一贯说辞，而是采取客观的态度质疑官方的观点。作者进一步指出：“总之，有难以计数的、疑窦丛生的问题。”（该书339页）大陆官方在“913事件”后指责林彪和叶群密谋策划了针对毛泽东的“武装政变”阴谋，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在前台发动这场政变，并将林立果周围的亲信的“供词”作为林彪涉案的证据。然而迄今为止，世人所知的由官方披露出来的林立果在北京策划的所谓“杀毛”大计，皆为中共官方公布的“批林”材料，应属刻意地加工，突出渲染了所谓林彪要谋害毛泽东的种种罪行，而内容皆属于林立果周围个别亲信人士在“913事件”后的口供，其真实性和可信度殊为可疑，在那个年代里官方可以任意制造出他们需要的“口供”，这早已被太多的史实所证明。尽管如此，林彪涉案的直接证据却几近于无。退一万步说，即使官方指控林立果策划“政变”的设想完全属实，亦无证据将林立果的言行与林彪直接划上等号。由此而观之，那个所谓的“杀毛”的设想仅仅是林立果的一厢情愿，只停留在口头上，从未付诸实施。根据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向专案组的交代，林立果把“杀毛”这件事看得很轻松很简单，似乎可以一蹴而就，马到成功，根本没有任何周密系统的计划，诸如如何指挥、调动相关的部队，如何负责侦查与情报，如何具体准备枪支、弹药等武器设备，如何策划组织和宣传工作，特别是作好相关人士的思想工作，以及如何进行善后事宜等等。所有这些均付之阙如。如此之“杀毛”设想焉有成功之理？这只能是林立果这位从未上过战场、从未指挥过军队打仗的年轻后生的异想天开，其设想的流产也是必然的。笔者认为，以中央专案组多年来在林彪一案上制造伪证、假供等种种劣迹来看，对林立果的相关指控也不排除是专案组人为制造逼供信之后的产物，所谓林立果策划“杀毛”一事应可存疑，指控林彪涉案就更是一个天方夜潭。笔者期待相关档案的解密和有关当事人披露出更多的真相。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的是，林立果确实想通过非常手段打击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林立果曾对江腾蛟等人提及林彪痛恨江青、张春桥这伙人，此一点应无疑义，否则林彪也不会在庐山会议上“太岁头上动土”公然打击毛泽东的心腹张春桥。
笔者还想对该书中就林彪事件的某些看法提出不同意见，就教于方家。
〔1〕有关“国家主席问题”，该书作者设有专门一个小节予以论述。作者说：“毛拒绝担任国家主席也不出人意料。在列宁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没有强有力的国家主席，显而易见，这个职位并不是一个革命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此外，毛曾经担任过那个职务，他讨厌它的繁文缛节，而且他不需要权力的装饰。”（该书328页）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权结构与苏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某种不同。其相同之处是，两国都是以党领政，党中央总书记（苏联）或党主席（中国）居于绝对领导地位，是最高权力的核心和领导者，而党的最高领导者不必非兼国家主席不可。中苏两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苏联虽然没有设国家主席一职，但不等于苏联没有国家元首。苏联的国家元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38年前先后称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1959年以前毛泽东身兼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于一身，搞的是大权独揽，而列宁与斯大林没有兼任这一职务，只说明他们在权力上的独裁程度尚逊于毛泽东。虽然国家主席一职在中国纯属政治上的摆设，但毕竟还是出现了“天有二日”的现象，文革中的毛泽东铲除刘少奇后吸取了让位于刘少奇的教训，这一次毛无论如何都不愿重蹈覆辙，毛自己则不好重新拾起刘少奇戴过的这顶帽子，又不愿交予他人——包括他的“接班人”林彪，所以毛干脆提议将该职废除，而其所持的理由皆为强词夺理，无以服人。毛泽东的这一阴暗心理，聪明如林彪、周恩来者都不曾看透，更遑论其它人了。因此，该书作者认为“毛拒绝担任国家主席也不出人意料”并不准确，因为那实在是大大的“出人意料”了。
毛泽东真的不需要“权力的装饰”吗？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该草案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即称：“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对此笑纳，甘之如饴。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革命国家”还是民主社会，国家的宪政体制都需要有一个国家元首。庐山会议通过的这部宪法其最后的定稿恰恰说明毛泽东需要这么一个“权力的装饰”。换句话说，无论是面子还是里子，毛泽东都要占上，还要对社会、大众有个交代。正如文革史史家余汝信所言：“‘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不就是‘国家元首’罗嗦一点的说法吗？这一‘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1970年宪法草案的一个创造性提法，它更类似一个尊号，无须履行任何实质性职权。国家元首的部分职权，实际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完全浸透于宪法条文之中；与现代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以人入宪，以接班人入宪；毛泽东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并无具体职务但仍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国家元首的部分实际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但却无国家元首的名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改称主任而无实际职权，这些，都是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首创的‘特色’。”（余汝信《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97期，2007年9月11日）因此，说毛“讨厌它的繁文缛节”不过就是其表面现象而已，废除了“国家主席”一职，使毛泽东既可享有“国家元首”之实，又无需担心大权旁落，真可谓一举两得。
〔2〕该书作者在提及设立国家主席问题时说：“事实上，在7月下旬，据说毛让其秘书打电话告诉林彪办公室：‘我不当，你也不当。让董老去当，让几个年轻人当副主席。’”作者进一步推测说：“这也可能是一种挑衅：让年轻人担当此职，有可能就此威胁到林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林彪还会继续拒绝担任此职吗？”（该书331页）
该书作者在这里的推测应该是对毛泽东原意的误解。作者此处所言的时间有误，毛让秘书给林办打电话的时间不是1970年7月，而是当年的4月份。4月11日，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几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林彪的意见同时报给了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北京的中央政治局。这是林彪第一次就“设国家主席”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毛泽东的秘书高必成打电话给林办，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主席听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于运深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报告叶群。（舒云采访林彪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见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221－222页）另据原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回忆，陈伯达说：“什么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说过，中国农民多，可以让陈永贵当。”（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6月版378页）从中共高层互动的情况来看，包括林彪在内的政治局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毛泽东是国家主席的不二人选，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毛泽东出任这一职务。林彪提议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应是揣摸毛泽东的心态而提出，“劝进”总比贸然响应更为稳妥。毛泽东口中所言的“董必武”或“陈永贵”可当国家主席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很大程度上说的是“气话”——毛的不满是因为林彪、周恩来等人竟然都不理解毛泽东推辞国家主席职位背后的真实含义与动机。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本意是，毛泽东决不可能去接被打倒了的刘少奇的班，那么既然毛泽东自己都不当，其它任何人也都不能当！国家主席一职在中国意味着国家元首，名义上对军队有统率权，即使国家主席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务，毛泽东也不会再让给别人了。正是因为毛泽东很在意这一“装饰品”，故毛泽东必须对此坚持到底。从中共的组织原则来讲，中共当政者的实际权力来自于执政党——中共中央，中共历来坚持的是，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这个党主席从来以“中央”自居。刘少奇的权力并非来自于国家主席，而是来自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因而才可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倒台后，由毫无实权的董必武任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甚至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需要时才出来应应景，平时几乎是无事可做，因此“国家主席”在当时仅仅是个政治上的花瓶而已。毛泽东口中的“年轻人”——纪登奎、汪东兴在当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构成对林彪地位的威胁，林彪又何须对此担心呢？林彪本人是中共党章上规定的接班人，是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只须韬光养晦、按部就班即可接下毛泽东身后的大位，林彪有何理由和必要去追求这个毫无实际权力的国家主席职位，步刘少奇的后尘呢？
〔3〕该书作者认为：“……因此，不管是林彪在‘紧跟主席’，还是叶群出于家庭的野心主动争取，他们都在催促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军方成员（吴法宪将军和李作鹏将军）坚持设立国家主席。”（该书331页）
该书作者说林彪和叶群（出于“野心”？）都在“催促”吴法宪、李作鹏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并没有事实依据。该书作者有可能受到汪东兴等人日后根据政治形势批林的需要而“回忆”的影响，如汪东兴回忆说：“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25－26页）林彪在当年的4月11日从苏州通过电话向毛提出：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林彪还表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周恩来年谱》下卷361页）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林彪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1970页）显然，政治局多数人都同意林彪的意见。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的8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上他的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周恩来年谱》下卷386－387页）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比林彪走得更远、也更积极。汪东兴特别突出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无非还是想证明林彪有野心，林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至于叶群的那句话——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已经被证实，那不过就是中央专案组制造出来伪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