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江青
关于江青、张春桥叛徒问题
毛毛回忆：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和其夫人卓琳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向邓小平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但是毛毛的回忆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依据周的小心翼翼的特点，特别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怎么可能提起如此敏感话题?其次是邓此时刚刚复出，和周的交往甚少，周同邓谈此事更是不可能。实际上考虑到毛毛写的另一次亲自陪同邓小平去看康生的情况，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毛毛把两次事情搞混了。
1974年12月23日毛周会面，周恩来又对毛谈起此问题。这也是不可以信的。根据《周恩来年谱》，12月26日，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周恩来年谱》并没有告诉读者是周还是毛先提起，仅是提及“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但是很多著作言之确凿的说是周主动向毛提起。
同样根据《周恩来年谱》，毛不仅任命了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而且向周夸奖了张，说张有才干，要周向政治局传达。周还传达了“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些都证明毛对张的重视。其实就是周恩来本人，对张春桥也是非常欣赏。早在1966年11月，周恩来向中央文革提出，他身边缺少助手，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要求给他派个秘书，并点名要张春桥去。
陈永贵在1968年承认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当有人质疑陈永贵没有资格做为“九大”代表时，是周恩来根据毛的意思把此事压下。谢振华说他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以后，于1968年9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或许过了几年之后，此事已经淡漠，周恩来提名陈永贵为副总理!因此，鉴于以上几点，在周明确知道毛对张的看法，周如何能向毛主动谈起此事?但是陈永贵和张春桥之间出现矛盾时，周恩来却站在张春桥这边。由此可以看出张春桥的份量。
根据张佐良的回忆，当时毛周会面很长时间后，准备去接周，曾经偷听到周对毛泽东的秘书说：“康生这个人，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刚才主席也说了……。”联系到1975年12月康希望周能就此事同他联名上书，周恩来拒绝了康生的要求，笔者认为实际情况有可能是：毛根据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有人提出此事，特别是张春桥的问题，早在“九大”之后不久，林彪就把此类材料报告给毛。(笔者采访原空军情报部有关人员得知)毛因此需要向周说明此情况，而周向毛的秘书解释，把此事说成是康生“极左”的结果，实际上是为张春桥和江青辩解!周恩来和康生的关系本来是相当融洽的，不仅仅体现在周恩来对康生晚年得病之后的关心与探望。周恩来有次在洛阳龙门参观，看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周恩来当下对随同人员讲：“康老很喜欢书法，可以给康老买一套带回去。”周恩来为此专门询问周围的人是否带够了钱。康生在临死之前的最后一搏，仍然是见了周恩来一面，据说仍然是为了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张是毛的红人，是文革的标志之一，林彪想打倒张都办不到，以至于在庐山在拉大跟头。九届二中全会后风向转变之后，周恩来竟然递条子给林彪，要求林彪表扬一下张春桥，结果林彪对周恩来的提议置之不理!张春桥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身兼两职，既在七人“批林批孔”领导小组也在六人军委小组，红的发紫，以周的为人善于揣摸毛的心思，怎么可能会在此时向毛提及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以江青和毛的关系，周恩来更是不可能提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