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江西出现了滥捕滥杀的“大屠杀”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才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阿波罗网摘自《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撰文《军管年代——程世清在江西》
一
1967年7月下旬，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他于28日赶到北京，受领去安徽“三支两军”的新任务。其时，第十二军正驻守苏北地区担负海防任务。
在此前后，驻山东莱阳的第二十六军接到中央紧急通知，中央调该军政委程世清去解决江西问题，要他速来北京领命。
李德生一行下榻在京西宾馆。程世清来京后也安排住在这里。那些日子，“一辆辆满载着造反派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地转着，震天动地地叫喊着，‘打倒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凶首陈再道!’(当时陈再道同志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后来又看到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团团包围。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被红卫兵‘兵临城下’，心里感到实在不是滋味……”(李德生《从十二军军管安徽的经历看文革大动乱》)
可以想见，此时，无论是李德生、程世清，还是日后接踵而来北京，领命去各省“三支两军”的野战军将领们，心中涌出一片迷茫的同时，也一定会升起一股天下板荡、疾风劲草的使命感。
1967年的夏天，历史给了程世清一个机会。
文革开始后，江西的造反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1967年1月26日，在“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头目万里浪、涂烈的策动和挑拨下，各造反派组织严重对立，武斗事件不断发生、不断升级。同年4月，在万里浪一伙策动下，数百人强行冲击江西省军区，抢走省军区党委会议记录本、军用地图和大批机密文件，14个军管单位的军代表被赶走。6月1日，造反派将受周恩来的委派来到江西“三支两军”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绑架，强行押到北京批斗。其后，当地武装部门以民兵训练的名义发枪给保卫当地党委政府的群众组织，引起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不满。6月29日凌晨起，万里浪一伙先后夺了工厂民兵的枪，夺了军分区哨兵的枪，夺了人武部的枪，夺了军区政治部的枪，夺了警卫团的枪……从此，全省各地夺枪不止，共有8.5万支枪、子弹1524万发被抢。当时的江西非常混乱，各类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弹药，省军区军队干部又深深地卷入到了江西地方两派争斗之中，局面基本已经失控，因此程世清可谓是“临危授命”。
1967年8月5日22时至次日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江西赴京四方代表。在这次接见中，程世清首次登场。
8月13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周恩来、陈伯达、肖华、姚文元等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了江西四方代表全体来京人员，共1300余人。接见时在坐的还有程世清、杨栋梁。接见时，周总理宣读并解释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一、江西省军区及部份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省军区司令员。
二、6011等部队将陆续进驻江西各地。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第二十六军6011师属于济南部队。据说，当时全国有十大值班师，所谓值班师的要求是，一旦发生危情乱象，一个星期之内，部队能够到达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个指定位置。作为北方甲种师，6011部队是其中之一，该师有18000兵员。)
三、中央决定由程世清、杨栋梁、陈昌奉(陈为长年驻南昌的独立师即6797部队师长，曾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不知是他写的，还是请笔杆子代劳的，他因《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一度在全国蜚声遐迩)、万里浪(“省大联筹”主任，江西省内最大的军用航空工业企业、原代号为“320”厂的洪都机械厂工人，“文革”前在江西省内是颇有名气的工人诗人)、刘瑞森、黄先(均是原江西省副省长)等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组成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领导全省的“抓革命，促生产”。
随6011来江西的洛阳某军事院校的汝其，在抵达江西的当天及次日的日记里写道：
“沿途不断听到零星的枪声。红卫兵驾驶的吉普车在街上飞驰，车门两边，站着手执冲锋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
“虽然已经过了‘三伏’，但气候仍十分炎热。热得没有办法睡觉，晚上只得到办公楼顶上的平台上去露宿。我见平台中央没有人，就把席子往中央一铺。别人忙制止说，中央不能睡，太危险。前几天晚上飞来流弹，差一点把睡在中央的人打伤。我只得在靠墙边找一块空地铺下席子。屋顶上虽然凉快，但铺底下太热。过了半夜，热气才能散尽。”
“这里形势的严峻远远超过了我们来以前的想象。”
“我们到了一个笼罩着浓厚的战争气氛的城市。”
——(汝其《支左日记》《天涯》1999年第一期))
那些日子，南昌市千千万万人家的心境，似雷轰电闪骤降时的牲口厩，真是一片牛惊马嘶!私为万恶之源的毛泽东时代，谁家能有多少财产?即使如此，也想着坛坛罐罐、箱箱柜柜得多找几个地方分散。少数人家有关系的，便赶紧将老人、病人送去外地或乡下。这时，风闻6011部队开进江西制止武斗，谁不奔走相告，惊魂甫定?一时间，如大旱之望云霓，小人国里猛抬头见了伟丈夫，“程政委”之称，在公元1967年南昌市流行口语排行榜上肯定排名第一。而且，直到次年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多的江西人，仍保持着这一满是敬仰且亲切的口吻：程政委怎么说，怎么说。
程世清一到江西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8月23日，抚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这一事件以后被毛泽东、周恩来定性为“军事叛乱”。当时，程世清等人派26军76师部分部队组成“支左”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抚州，目的是收缴被抢去的枪支弹药。
谁知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拒绝“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竟指挥军分区部分军人和基干民兵武装伏击了“支左”部队，当场打死5人，打伤57人。
当时笔者因观点不同怕受迫害由金溪潜逃到南昌，8月25日在“支左”部队护送下回到抚州，对此事比较清楚。抚州参与伏击的3211群众组织大多是复员军人，还有的是脱下军装的现役军人，实力是很强的。“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的温圳时受到了阻击。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队表现出来极大的克制，没有反击。用高音喇叭宣传，向两边开炮威吓，可3211看到炮打不准，就认为是造反派学生，因为野战军是不可能这样放炮的，所以造成了“支左”部队的伤亡。程世清请示周恩来后，又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传单，抚州军分区的军人竟向飞机开火，居然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受到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还公开宣布他们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9个县，不经允许任何部队不准进入。
面对这样的局面，程世清没有以“武力”强行开进，而是专门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上的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当做“最高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向抚州地区宣传。抚州军分区政委王景义(网上资料误为“王玉义”，特提出，以免以讹传讹)在听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自己受骗了，在紧急关头坚决反对再向“支左”部队开枪。王景义站出来后，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的力量开始分崩离析。王景义的这个行动后来得到毛泽东的专门表扬。
程世清对对抗“支左”部队的群众组织没有报复，而且还注意了“一碗水端平”。从1967年9月开始，翻了身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要大举报复，从南昌去赣州串联的5个“造反派”头头，煽动赣州造反派抓捕了一批各单位的“保守派”(联络总站)头头游街，并竟然当场枪毙了一个厂的武装部长，声言还要枪毙一大批。如何处理这5个“造反派”头头，当时赣州“支左”部队有些畏难情绪，害怕背上打击“造反派”的“罪名”。程世清则毫不手软，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指杀人的造反派头头)就像纸老虎，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我命令立即把那几个枪毙人的造反派头头拘留起来，不得有误。”程世清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得人心的。
从8月到10月的两个月内，江西“支左”部队在程世清领导下，收缴上来了5万多条枪，初步稳定住了江西的局势。
9月17日，毛泽东接见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时，对程世清领导的支左工作进行了表扬。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也发来贺电：“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五个省和一个市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传达江西问题时，说江西搞得很好，应该表扬。”
二
然而，程世清这样理智稳妥的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时间进入到1968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程世清已经在江西站稳了脚跟，开始以“阶级斗争”开路，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上演了一段极为恐怖的“大屠杀”。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
程世清，满面红光，熊腰虎背，在全省境内不辞鞍马劳顿，走到哪里，他那个带豫南口音的宏亮嗓门，便如一门榴弹炮似地，隆隆地响在那里：
“我们江西省的形势是空前的大好，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宣传，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出现了崭新的阶段……形势大好的又一标志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提高，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掀起群众性的大批判和‘三查’运动的新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一小撮走资派、特务、叛徒，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发动一个持久、主动进攻的人民战争。在我们江西，从档案里清查到的叛徒、特务有四千多，方志纯又拉进一批。国民党在江西，庐山是大本营，上饶是集中营，1949年南下又一批国民党渣子，都留在江西，很多机构是原封未动。医学院原是中正学院，从干部到讲师，70%是国民党留下的，院长就是国民党员。盐务局、航务局、港务局，都是原班人马。学校更复杂，在干部和教员中，有一批坏人，党政机关，省人委挖出五百多，省委也挖了一百多。南昌七中是美国民教育会学校，是训练特务的……”在这一背景下，江西出现了滥捕滥杀的“大屠杀”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开展“三查”运动才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汝其的《支左日记》里有如下记载——
1968年8月20日星期二
省革委三次全会结束以后，各地迅速行动，立即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被揪了出来，但也有不少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老杨负责统计每天各地报来的斗争对象自杀数字。他忧心忡忡拿着报表对我说，三次全会才个把星期，全省自杀人数已超过五千，不得了呀!我说，我们的报表每天都上报领导了，他们是清楚的。
在“三查”运动的高潮里，随着程政委一个个别出心裁的口号：“深挖细找二、三线的敌人”、“再刮‘三查’运动的十二级红台风”……变成《江西日报》上赫然的通栏标题——
总共二十一万人的万年县，一下子抓出8107个“阶级敌人”。“凡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毒刑，诬陷逼供，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卫生院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当时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万年县志》1982年版)
在瑞金——“目前，瑞金全县共揪出三查对象5319人，其中叛徒830人，占全县原老干部的80%左右，特务266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48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354人;现行反革命和反革命两面派94人，还破获了反革命组织49起，331人。全县先后还组织了三批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难点单位，揭盖子，攻碉堡。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进攻的强大力量，真正做到狠批深挖，许多难案都得到了答案……”(1968年8月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刘云在地、市各单位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的报告)
1968年9月25日星期三
接待组向我报告一个重要情况。
瑞金县一个干部来反映：二十二日县里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广东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敌人很猖狂，他们要杀我们，我们怎么办?要拿出成绩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二十三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七个人。他说，这个杀戒一开，不得了。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对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几天之内，可能全部杀光。
我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保卫部领导。
1968年9月26日星期四
瑞金县今天继续来人反映该县搞“民办枪毙”，乱杀多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之内，全县各公社、大队大约杀了一百二十多人。大多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暗杀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真是骇人听闻!
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吗?
1968年10月22日星期二
群众专政组组长庆贺一行三人，去瑞金县调查“民办枪毙”，乱杀人的问题，共去了10天，昨晚归来。
他说，瑞金县各公社九月二十三日起至十月七日，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有40多人是地富子弟，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四类分子。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
九月二十三日，杀34人;二十四日，杀90人;二十四日晚，县革委会徐主任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召集各公社干部开会，叫坚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又连续杀了三天。二十五日杀15人，二十六日杀16人，二十七日杀19人。到二十八日才基本刹住车。
瑞金县这次搞“民办枪毙”的，共有八个公社一个镇。其中杀得最多的是律阳公社，共杀了89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一半。这个公社从解放到现在才枪毙34人。这次杀人相当于过去的两倍半还要多。
——(汝其《支左日记》)
所谓“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拿出成绩来向国庆节献礼。
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杀戒一开，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如此一来，瑞金县各公社仅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根据可靠统计，受“民办枪毙”的波及，仅兴国县就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