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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钟:中共高官千家驹痛述 追随社会主义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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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在我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统治之下,受了这变相的酷刑。我想这就是我追随共产党一辈子,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应有的报应吧。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在此绝望之际,千家驹说:

我实在想不通,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已无容身之地,这成了一个甚么世界,我决心了此残生,一死了之。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

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他痛感「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李先念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一九二八年被捕,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料竟被亲子揭发。加了一项罪名,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经过文革这样残暴的折磨一年多后,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杨梨音,旧病复发去世。他们于一九三六年元旦结婚,证婚人是胡适,介绍人是范文澜。当时胡适在婚礼上致词还开了一个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学生捣乱的头儿,思想一向是很前进的,但今天的婚礼古色古香,新娘子姓杨,我看千家驹从今天起变成杨家驹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千家驹以「妻亡子散、孤苦零丁」的心情,把九十五岁老母亲寄养在姐姐家,以待罪之身发落五七干校,一九七○年他在干校作了一个「自诬」的检查,给自己扣上一大堆帽子,被批判一通后,算是获得「解放」,七二年回到北京。七六年毛泽东死亡,终于熬过了文革的生死关。年谱写了一大段对毛的评价。千家驹听吴说过朱元璋画像的故事,朱当皇帝后请画师画像,前二名画后,朱不满意而诛之,第三名揣摸上意,把朱画成一脸黑痣,下巴奇长的丑怪样,而受重赏。千认为毛也是这样变态的皇帝,令人感到天威莫测,喜怒无常。「毛以诗人浪漫气质掩盖了他的流氓地痞本性」。

***惨案后皈依佛门「看破红尘」

千家驹写道:

我对毛的评价,比较忠厚的说法是治国无方,功不抵过,三分是功,七分是过。但按春秋笔法,则不能不说毛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君、暴君。他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给知识分子的迫害,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文革后,千家驹复出,十多年间以敢言的姿态对中国经济、教育、社会等问题直陈己见走遍了大部份省市,也出国访问,备受尊敬。一九八九年北京***惨案发生时,千家驹在深圳,翌日致函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表示血腥镇压,人神共愤,卑劣无以过之,奉劝广东当局对学运要克制,网开一面,为广东人民留一线生机。

同年七月飞美国讲学,定居洛杉矶。常去西来寺听星云星大师讲经,终于在十一月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

一名自幼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为何在八十岁高龄要遁入佛门?千家驹回答说,「一句话,看破红尘,红者共产主义也。」他回顾中共建国以来历程,批评中共还把文革的倡导、组织者毛泽东当为偶像膜拜。他指出,苏联东欧的彻底崩溃,「百分之百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此路不通。」二十世纪整个历史都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都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千家驹坦承,「由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幻灭,加以对名利观、生死观早已看破,所以我决定皈依佛门。」

千家驹先生的一生,是一位有非常强烈使命感的传统读书人的一生,从学生时代起就「误入歧途」卷入红潮,不能自拔凡数十年之久,在今日大陆统治阶级的权势和富贵中,有他一份贡献在内,然而,经过毛泽东暴政的炼狱洗礼,他终于大彻大悟,在生命的最后完成信仰的蜕变,并以「自撰年谱」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的大智大勇超过了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左派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令人相信,中国士人的正义之气并未断绝,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中国还有希望。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开放》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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