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是的。这个事情，我看了吓了一跳。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有学者看到，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把它写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人有别的考量。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悉贡所能就是说我愿意尽心尽力提供给你，跟你里应外合，为此提供一切。
画外音：傅作义，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跟随阎锡山参加北伐，后依附蒋介石，协助其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扭转战局立下战功。但他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又与国民政府为敌，惨败后再次投奔蒋介石。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率领59军参加长城抗战，取得抗战第一场胜利。
国共内战开始后，傅作义率绥远部队连克解放军布防的集宁、大同、张家口等重镇，多次击败聂荣臻兵团，后任华北剿匪总司令。1949年平津战役后期，傅作义率北平25万国军投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水利部部长等职。
郭岱君：因为1963年正好是在三面红旗之后，大饥荒时期，整个大陆非常之惨。傅作义肯定也看到了，他可能也为当年自己做的很多事情感到后悔，才会带了这么一封密信给蒋介石。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反攻的行为，需要我做什么，我悉贡所能，里应外合。
李肃：蒋介石的日记当中除了提到这点之外，还提到其它什么吗？
郭岱君：傅作义的事情一直进行了六个月。这是第一次出现。到后来8月份、9月份、10月、11月都还有出现，蒋还在日记中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可见他们之间是有联系，但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可能是整个大形势的发展没有机会，同时也需要谨慎小心。这里面就很有意思，因为傅作义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当年都是在一起的，彼此非常熟悉。所以两人之间有默契。傅作义信得过蒋介石，万一蒋介石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傅作义是要掉脑袋的。同样的，蒋介石在某些地方也信得过傅作义，因为傅作义1949年投共之后，蒋介石还派飞机到北平去载学人出来，西苑机场还让他们起降。这都是双方的默契。
李肃：那是不是只有傅作义一人有这样的表示？有没有其他的国军将领也有类似的考虑？
郭岱君：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只从日记本身来看，傅作义是个最明确的例子。但我从其他档案以及我同其他人家属的接触中，我就晓得宋庆龄在大跃进、三反五反、反右以及文革期间曾经写过好几封信给毛泽东，大概写了7封信给毛泽东，对毛的做法表示不满。毛开始时还很客气，最后就火了。他就说，她不想的话，就走吧。这7封信始终都没有公开过，可是宋家的家属跟我讲，他们当时是很认真地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宋庆龄也想出来。所以这个接洽谈判都到了很具体的程度，包括美国的宋霭龄愿意支付700万美元的保证金，让宋庆龄出来。谈判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都准备欢迎她来了，最后不晓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认为国母怎么能走呢？所以很遗憾，她们宋家姐妹到最后都没有再见上一面。
两岸之间有密使吗？
画外音：坊间传说，中国大陆和台湾曾经长期通过密使联系，探讨统一问题。两岸之间究竟有没有密使？中苏交恶、中美缓和、中日建交，日记中的蒋介石如何看待这些外交上的重大冲击？
李肃：当年就是说反攻大陆这个计划是不行了，自己也知道做不成了。他有没有想过跟大陆再进行某种形式的统一？或者说有没有想过再次进行国共合作？
郭岱君：没有，至少在日记中没有。
李肃：因为根据坊间一些说法和回忆，都说蒋介石在那个时候跟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一直都有密使的联系，这种联系一直到1960和1970年代才截止。这个情况他在日记中有没有说过？
郭岱君：我相信国共两党的很多人是互相认得的，彼此有很深的交情。所以我相信中间的来往是有的。但有没有真正的密使，我个人很怀疑。比如说有一位先生叫曹聚仁，他就讲曾经担任国共之间的密使等，传递消息，然后某年某月某日在日月潭跟蒋先生报告等等。我们按照他所提到的时间特别去翻蒋介石的日记，发现蒋在日记中只提到曹聚仁一次，称其为曹逆，逆就是叛逆的逆。如果蒋信任他就不会叫他曹逆。第二就是我们发现日期不对。他说在日月潭跟蒋介石报告，可是那天蒋根本人不在日月潭。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证明曹聚仁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不晓得，但我想国共之间这种来来往往是不会断的，因为彼此之间千丝万缕，过往太多，但是有没有上升到一个密使的程度，这点我个人是比较存疑的。
台湾和苏联曾经想联手对付中国
李肃：1949之后，中共就决定一面倒，投向苏联，要跟苏联结盟。双方也结盟了，但从1960年代中苏开始分裂，尤其到了文革期间中苏甚至发生了军事冲突。这个时候台湾和苏联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系，要双方联手、共同对付中共？
郭岱君：这个故事过去一直有传言。日记开放以后果然有个维克多•路易斯。路易斯其实是克格勃，但是以英国记者的身份来跟国民党联络。当时正好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交恶，苏联就想找中华民国一起联手对付中国大陆。
画外音：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担任几家英国报纸驻莫斯科记者，真实身份是苏联克格勃间谍。他当时故意向西方记者透露机密，以便让西方报纸刊登对克里姆林宫有利的新闻，包括赫鲁晓夫下台、苏军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宇航计划等。1969年，维克多•路易斯曾经“独家”披露苏联正考虑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攻击。维克多•路易斯同时向克格勃提供西方驻莫斯科记者的情况。
郭岱君：维克多因此在台湾呆了10天。这个事情是上了议程的。他见了蒋经国，蒋经国当时是国防部长，就跟蒋介石报告了，所以蒋介石日记中有很多很多的细节的描述。以后又继续进行，在不同的地方见面，比如在东京见面，在墨西哥，在巴西，在伦敦都有见面。这个事情一直在谈，讨论具体的合作方式。蒋经国最后还把这个事情交给当时的新闻局局长魏景蒙，因为蒋经国非常信任魏景蒙，认为是自己的人，就把这件事交给魏景蒙，让他主管此事，魏景蒙就跟路易斯联系。牵扯的人还有很多，包括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驻墨西哥的大使、驻巴西大使，都亲自参与会谈。苏联派出的人也相当的多。这个事情一直到1969年、1970年和1971年都还在进行，但是后来为什么无疾而终？蒋介石到最后有很多的考量，他觉得苏联狡诈，不可信也；第二是蒋介石说不愿做吴三桂。
李肃：蒋对中美在1970年代发展关系，尼克松、基辛格访华，甚至发表上海公报等，他对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
郭岱君：他很关心的。对于基辛格到中国大陆访问，后来尼克松访问，他都是密切关注的，觉得他们都是叛逆了，没有坚守反共的阵容。他日记中有很多非常详细的批评，但事实上也没有办法，自己只能在纸上埋怨。
李肃：他在日记中有没有显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如果不能阻拦的话，至少能减少这方面的损失和压力？
郭岱君：蒋其实是在每一个战役，不管是军事战役还是政治战役，他都做很详细的计划和沙盘的推演。所以说你谈到了联合国保卫战，那真是非常的详细，很精彩的，然后中日断交的问题能不能再拖延，能不能阻止？以及后来基辛格去访问中国大陆，尼克松也访问的时候，他都非常注意。他也有一些想法，但后来当然是没有办法。在联合国保卫战中他还是发挥了作用。比方说当时我们驻美大使是叶公超，在美国负责联合国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蒋介石他们又有第二管道，透过蒋经国和克莱恩，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主任。所以一个是正式的管道通白宫，另外还有第二管道。这时蒋介石的参与都是相当大。到了中日断交，以及日本承认中国大陆并建交，以及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蒋是非常的愤怒，可这个时候我想世界的大局走势是如此，他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所以他一生都苦，尤其到了晚年他也非常的苦，因为到了1960年代以后冲击跟横逆是一个一个接着而来，对他来讲都是不顺。虽然这个时候台湾经济发展的非常蓬勃，可蒋介石更关心的还是能不能够反攻，还是中华民国能不能够重新回到中国大陆。但是很遗憾，就是在他走之前，我们看他的日记都是，他只能够自我鼓励，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说主耶稣说必会赋予我以复国大任，一定会保佑我，事实上最后他还是走了。
蒋介石是什么样的人？
画外音：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对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共产党到底怎么看？儒教理念、基督精神、三民主义，对蒋介石的为人处世有什么影响？蒋介石的日记揭示他心中的秘密。
李肃：您看过他几乎的所有日记。从他的日记来看的话，您感觉蒋介石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人，还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郭岱君：我也没有看过他全部的日记，因为日记有数千万字，看完几乎是很困难。真正看完的人极少。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无私的人。为什么？他生活非常简单。他的穿着和吃都是非常非常简单。他到了台湾之后一直都穿着一双轮胎底的旧皮鞋、旧的咔叽裤，他的衣服都非常老旧。他的一生奉献给革命。他总觉得他对不起总理。中国大陆在他手上失掉了，他要把她再拿回来。所以基本上他并不是为自己，他是想为国家民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本人的执着，有的时候他会认为说，我才能领导革命。你想要领导革命，你不如我领导得好。也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他后来跟国民党里面一些派系处得不好。我们都知道像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粤系张发奎等等，所以国民党里面的派系他处理得不好。还有就是到台湾来之后，他当选第一任的总统，连任了第二任的总统，因为根据宪法是连选则连任一次。所以基本上到了第三任他不应该再连任了，可是他认为我要赎罪。大陆在我手上失掉了，我要带大家回到中国大陆，所以我必须再做第三任总统。这就是很多人也批评他了，包括他在台湾为了稳定台湾的安全，他在经济上是放，但在政治上比较严厉，基本上就是1950和1960年代的所谓白色恐怖。我想这些也是大家批评他的地方。
李肃：他继续担任总统，外界可能说他有权力欲望，恋栈。他自己在日记中是怎么说的？
郭岱君：他认为是责无旁贷。
蒋介石不学共产党，是妇人之仁吗？
李肃：没有能够反攻大陆的最大障碍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
郭岱君：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另外就是受制于整个台海的形势，和美国的态度。他其实在抗战的时候就经常阅读共产党的参考通讯，他还经常看马列的东西，毛泽东写的东西他也经常看，他觉得写得好的，甚至传给周围来看。他当时就经常自问，为什么妇女不相信我们？为什么大学教授要跟着他们走？为什么青年学生要跟着他们走？他经常自问。他有一次还写了问卷，让周围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自己经常思考。他日记里面就讲，为什么共产党的组织力比我们强？为什么宣传力比我们强？为什么青年学生和妇女都愿意跟着他们走？可见他一直都想着这些事情。他有一次看到中共党组织的运作方案，他就说，他们（中共）很有效率，本党（国民党）若再不奋起直追，“将败亡也”。他认为共产党在组织效率跟动员上是很有效率的，但他也讨论过为什么最后没有办法走共产党这条路。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我们中国是讲“仁”，儒家讲仁。他说基督教讲“爱”。我们对人民如果能用仁爱来做，何必要用阶级斗争？为什么要仇恨？所以他就经常做这样的比较。他认为共产党这套不足取，行不通。他还是觉得我们中国自己儒家的仁爱以及基督的爱人爱民，他觉得这是他愿意选择走的路。
李肃：是不是可以说蒋跟共产党斗争中失败了是因为他有仁人之心呢？
郭岱君：1945年他不是想把毛抓起来吗审判吗？最后他还是把毛放掉了。放掉之后毛出去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蒋介石是妇人之仁。蒋介石当然跟毛泽东是不一样的。他对儒家的信念，对三民主义的追求，以及最后成为基督徒，他经常谈到爱，人与人之间的爱。他认为爱是人类努力的很大的一个动力。我个人对他印象最深的有几点。一是我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在任何的压力面前，内在和外在的压力面前都没有屈服，一直维持着中国的尊严、中国的统一。他北伐，抗战，甚至于到台湾后美国多少次都说希望台湾的军队能够用美式，发美国人的薪水，穿美国人的衣服，他都不允许，宁愿让国军拿很少的钱，也不愿做美国人的附庸。所以他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第二点他是有理想。他对中国现代化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希望中国能够现代化，有尊严，中国能够统一，在世界上站起来。这是他一生的追求。虽然在追求的路程中他跟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但目标是一样的。他是真地希望看到中国的现代化，废除不平等条约，能够有尊严地站起来；第三是我觉得他在特别是维持中国的尊严、国家的统一上我觉得他特了不起。刚才我们谈到的跟日本和谈，投降和屈服他都不做。他认为在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面，我们要有所坚持。虽然自己多么地痛苦、困难，我们要有所坚持。这点也是我对他印象最深的。
蒋介石1961年在台湾发表元旦讲话时说：“国父说，中国革命当充分产生于世界，发扬其光明优良之遗产。现在就是我们一起建立，发扬民族遗产于世界的时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