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吞并民族资产30亿
记者：谈了农村的暴力土改，再谈谈城市的公私合营吧！总共涉及多少财产金额？
宋永毅：中共自己估价：他们没收的财产是30亿人民币。私有经济当时大约占中国的工商业的30%。30亿在当时换成美金是15亿美金，当时比价大约是2比1。但是30亿只是一个固定资产估价，并不是生产能力。如果算上生产能力来估价，恐怕至少要算好几百个亿。
在清产核资中，私方的固定资产总是被估价低了的。当时毛泽东说还给私方发20年的定息，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抄家就把定息单子全没收了，哪个资本家还敢去银行领定息？而且中共也根本索性赖掉，冻结存款，就再也不提发给资本家定息了。
记者：为什么资本家不拒绝公私合营？他们在肉体上和地主的遭遇有什么不同？
宋永毅：1951到1953年的“三反”、“五反”两大运动，已经把民族资本家整得很乖了。“三反”是整共产党干部，和现在习近平搞的“打老虎”一样；“五反”是整资本家。因为毛泽东认为腐败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资本家腐蚀了我们共产党的“好干部”，于是整完干部就整资本家。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整完党内腐败就整民营经济（笑）。中共在每一个私人企业中建立工会，党小组，“五反”中把资本家没日没夜地斗。那些资本家从来没有受过这种侮辱，那个时候在上海自杀的资本家多得不得了。一个1952年3月31日的绝密文件统计：“自一月二十五日到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地区“自杀的共有四百六十六人”，大都是资本家。可以说，五反已经把资本家的脊梁打断了。五反结束，中共说要公私合营，而且他已经在资本家的企业里建立了基层政权–工会，党小组，谁敢拒绝公私合营？非但不是拒绝的问题，许多地方还要资本家在公私合营时加码，追逼增加资金，即要求资本家投入现金，金戒指，美元，和农村刮浮财如出一辙。这在全国也是不小的一股风潮。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2月20日就报导：“江苏省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有七个商业资本家、小商贩和职工自杀，其中有四人身死。自杀案中有四起是因追逼增加资金而引起的。”
话说回来，当时的民族资本家如果不搞公私合营，也完全被中共“改造限制”了发展。因为政府控制了你的销路。所有的产品，只有国家垄断的销售途径。另外，他把你的材料来源也垄断了。进口和出口都控制了。如果资本家不把企业交给共产党，共产党要搞死民族资本很容易。所以和土改初期的地主一样，不少资本家也是无可奈何地“自愿”公私合营的。
思想改造：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征服中国知识分子
记者：农村斗地主，城市整资本家，那么五十年代怎样改造知识分子？
宋永毅：美其名曰：“思想改造”。最主要用的是用两个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来改造知识分子的崇尚自由民主的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民粹主义，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普遍的乌托邦式的道德感召力的。我一直不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洗脑”是被迫的。相反，绝大多数人一开始是真诚的、自愿的。原因之一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普遍左倾，如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民盟的纲领就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高度重合，都是红色的，左的。潜伏在他们思维积淀中的拥护“好皇帝”的改朝换代的思想，有时他们对中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原因之二是朝鲜战争和土地改革给了中共在知识分子中煽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机会。
中共一解放就开始妖魔化美国，但当时知识界不是没有抵制的。例如，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解放初期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做报告，公然讲：“美国没有文化”。当他讲到这里，台下的不少老师和学生就站起来愤然退场。而所谓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使中共的宣传占据了虚假的“民族大义”。保卫和平的美国被丑化为侵略者，而发动战争的金日成却被美化为和平的保卫者。中国志愿军竟然和世界上最强的美国军队打了个平手，更激发了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盲目高涨。进而认为共产党是对的，自己错了。
中共的另一手是“民粹主义”。中共搞思想改造的同时，发动知识分子下乡去参观土改。一些大知识分子如朱光潜，冯友兰、华罗庚、潘光旦、贺麟、梁思成等人都下乡参观土改，看农民分到土地后的欢天喜地。让他们看到是中共要“平均地权”，实现孙中山的理想。当然，中共不会告诉这些知识分子：土改的“分田分地”完全是忽悠农民的权宜之计，没两年土地就要全部收归国有的。我们的数据库里收集了上百篇那些有全国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写的“检讨”，很值得一读。
到什么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改造”有所怀疑和觉醒呢？那是到了1955年肃反运动时期。一方面，毛和中共对所谓的“胡风反革命小集团”动用公安机关抓捕了两三千人，继而又在全国报刊上搞文革式的大批判。这开始给知识分子一种“文字狱”的感觉了。另一方面，在全国高校的群众肃反运动中，中共广泛地发动学生斗教授，体罚逼供，揪住教师在国民党时期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其实，一个大学有点民望的教授，谁在国民党时期没点社会职务呢？但那都得整成“反革命”。所以“学生斗老师”、“学生打老师”并不是文革的专利，五十年代初就开始了。知识分子对肃反普遍不满。1957年的右派言论，30%到40%是关于肃反的。知识分子觉得，肃反完全是无中生有对知识分子进行整肃。
一个小小的总结
记者：谈了那么多中共建国初期的历史真相，您是否有什么概括性的总结要谈谈？
宋永毅：中共在建国初期的所作所为，有一条线索值得一提，那就是那是一个中共不断承诺但又不断毁诺的过程。1949年4月，毛泽东对所有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和官兵“约法八章”，表示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人士一律“概不追究”、“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还没有到一年，这些人就成了“镇反”一直到“肃反”中的处决和逮捕对象。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共所做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信誓旦旦地要把土地永远分给贫苦农民。但只过了两年，中共就借“集体化”为名，没收了所有农民的土地。在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建国大纲里，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中共的坚决保护对象。但新中国建立不过5年，就全部被中共在公私合营中侵吞了……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恐怕中国数千年的执政者中，中共领导人是最缺乏信义信用的一群。
来源：《大事件》2015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