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公社中寨大队干部在1978年向省地县工作组交待的材料这样写道：
七月十三，吴某、杨某到公社汇报工作，碰到龙文飞。龙文飞说：“田明亮揭发龙侯生是‘反革命’营长，一点材料没有，看你们怎么办？你们回去要搞材料。人家四茶得表扬，你们中寨是中间分子！”公社武装部长龙某也说：“你们不狠狠地搞，‘反革命’会出来？”
于是，七月十五晚上，大队支委5人审龙侯生，另有民兵小分队7人，共12人。先买了一头瘟猪打平伙，喝了五六斤酒。晚上麻某把龙侯生从附中拉到大队小学审问，先吊后乱打。龙侯生承认是营长，又交待了两个成员田建和、田树华。民兵杨某追问：“既然你是营长，那么连长、排长、班长、指导员是谁呢？”龙侯生说：“我不承认，你们要打；我一承认，你们又向我要连长排长……”杨某说：“他不讲再吊起来！”除田某搞记录外，其他人全都打了……
七月十六凌晨3点左右，龙侯生被打死。
牛郎大队民兵副连长莫刚前在吊打“学员”下手特狠，曾用竹条抽烂胡淮的脸。“学员”舒典文暗写纸条给胡淮，两人统一口径，咬定莫刚前也加入了“反革命”组织。按“一个人供就听，两个人供就信，三个人供就定”的规定，专案组信以为真，莫刚前在两手臂的肉被吊烂后，终于供认自己是“反革命”。放回后未能及时医治，右手致残。
关于龙文飞“追反”的动机，被派到牛郎作了深入调查的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的话可谓是一语破的。
根据时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麻树清回忆，大概是1976年8月份，他从长兴回到县里，听到机关工作人员说牛郎“追反”搞得很凶，已经搞死二十多人了。麻树清就去公安局找田银芝问一下情况。田银芝明确地对麻说：“区委书记想升官，想干出大成绩，乱搞！我劝他几次他不听，越搞越厉害。追查‘反革命’是公安部门的工作，群众只能配合、协助公安部门。现在龙文飞用群众运动来追查‘反革命’，‘反革命’越追越多，打死的越来越多。你尽快提醒石孟明书记，只有他才说得了龙文飞。”
调查
7月7日，县公安机关知道牛郎区“追反”的做法后，当即提出停办所谓的“交待班”。龙文飞拒不接受公安局的意见，说：“公安局不搞，我们搞！”
在7月底8月初的全县“三干”会议间歇，地委书记魏立政偶遇龙文飞。龙文飞顺便介绍了牛郎“追反”的情况。此时交待班“学员”供出“反革命”人员名单已超过600人，“学员”死8人。魏立政叮嘱龙文飞要尽量做到不要死人。
8月3日，龙文飞第一次向县委常委汇报牛郎“追反”情况。龙文飞在汇报中隐瞒了多名死者是在审讯中被打死的事实，说死者“一是自杀，二是死不交待又要逃跑，群众生气打死”。石孟明表示：牛郎“追反”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牛郎“反革命”组织活动是存在的；600人的“反革命”名单中肯定有真的，也有假的；“交待班”不要宣布停下来，要继续追查，注意不要搞死人。会议决定公安局派人接手牛郎“追反”工作。
8月4日，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率4名公安人员进驻牛郎。田银芝解到公社、大队的“交待班”吊打严重，于8月11日打电话给县公安局长刘长学，通过刘请石孟明到牛郎实地看一看。
8月13日，石孟明到牛郎听取了田银芝的汇报，很生气。在当晚的会议上，石孟明说：牛郎区“反革命”是存在的，一定要搞清楚。县公安局再抽一人来协助。对进“交待班”的主要人员一定要搞清楚、搞彻底，不能光软，要攻才行。但石孟明也强调，要注意政策，不要再死人。（《中共铜仁地委关于对石孟明同志在牛郎区“追反”中所犯错误及处理意见的报告》，1978年11月22日）
8月27日，田银芝向县委汇报并传达地区政法领导的指示，要求牛郎“追反”要重证据，不要搞逼供信，不要再死人了；“交待班”只保留区一级，公社大队“交待班”全部停办。当时“交待班”已死24人。
9月8日，省委电话通知铜仁地委，派省公安厅林副处长等4人到松桃调查了解牛郎“追反”情况，要求“交待班”立即停办；为防意外发生，“交待班”人员先不要回去，要给予他们正常待遇，有病要治病；领导如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地委要派人调查了解，并写出详细报告和处理意见报省委。地委通知松桃自治县委：要坚决贯彻执行省委意见，不准再发生死人现象；要求县委派人帮助牛郎做好善后工作，把情况调查清楚并写出详细报告和处理意见报地委。
9月11日，铜仁地委通知松桃自治县委：地委常委决定由石孟明亲自抓牛郎“追反”的善后工作；在“交待班”中生病和伤残的要给予治疗。
省公安厅林副处长、地区公安局隆明星副局长来到松桃，和县委一起连续三天听取欧献庭、田银芝等人关于牛郎“追反”的详细汇报。此时“交待班”已有29人死亡。
田银芝汇报后认为：“中国青年党”最多查到格老大队田明亮为止；根据已掌握的情况来看，交待的情节出入很大；“复兴党”没有什么可查的；现有的很多材料是逼供搞出来的。
省公安厅林副处长说：省委指示“交待班”全部停办。从汇报的情况来看，牛郎是有“反革命”组织活动。但在侦破过程中死亡29人，这在全省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县委书记石孟明说：“上面叫我们停止，好像我们全错了，一点成绩都没有。你压我我也不服。你们回去向省委汇报把我的职务撤了！”
9月15日，县委研究同意“交待班”全部停办。但认为：省地的调查应该调查整个案情；如果光查死人问题，实际是泼冷水，不利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据刘长学回忆，9月15日之后的某一天（20日之前），石孟明和刘长学等人去牛郎听取牛郎区委的汇报，牛郎区委仍提出继续在区机关办“追反”学习班。刘长学坚决反对，石孟明否决了牛郎区委的要求。
9月20日，省、地工作组和县委副书记吴建德一行到牛郎调查。
9月22日，省、地工作组离开。吴建德和田银芝等人继续在牛郎深入调查。
11月15日，吴建德、田银芝等人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向县委汇报，得出的结论是：牛郎公社反动组织“复兴党”和“青年党”是存在的，但首犯不是松桃人，材料也还有些问题。
负责到沙坝公社调查的公安人员罗时发汇报说，沙坝“反革命”集体是不存在的，但吴宪保、吴炳成、欧六章个人有些“反革命”言论。基层意见是应该定吴宪保、吴炳成2人为“反革命”。
负责到银岩公社调查的公安人员查世鲜汇报说，银岩公社没有发现“反革命”活动，也没有“反革命”言论；就连吴炳称“投机倒把”卖大烟光洋也是假的。
至此，轰轰烈烈的1976年牛郎“追反”运动，仅以尹修应作为“复兴党”的重要成员于1977年被判刑10年宣告结束（1978年其他受害者平反后不久，尹修应也得到平反）。“交待班”的“学员”被放回家，伤残者自己找草药医治。但仍有不少受害者受到大队干部的刁难，不准草药师为受害者采药。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