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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粮食战争下的农民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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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民就像麦子一样,太普通了,割了就割了,长了就长了

第一集:人类最大饥荒的起源

2013年,作家依娃在美国出版了口述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她在为这本书搜集1958年至1962年大饥荒的“口述史”时,从母亲那里听到了自己的家族的悲惨遭遇,

“你妹妹怎么死的?”(依娃问)

“饿死了嘛!这个娃叫佛黛,是在岷县生的。我弟弟叫祥娃。他是饿死的,他的胳膊就这么粗,他走路向前走两步,往后退两步,后来他生病了,妹妹和弟弟都死了。我们吓得不敢晚上在家里睡觉。”

难以接受的遗忘

对依娃来说,这项口述史的意义是一种纪念,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下接)这么多人的一场大饥荒,没有任何的纪念形式,没有一个纪念馆,没有一个纪念碑,没有一个纪念日。这个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是不能接受的。”

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中国政府不但没有纪念活动,对外发布的官方记载对这场大饥荒的描述与解释也都模糊不清。

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是,

“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

但若把这段文字放在真实的大饥荒历史中,却倍显谬误。

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中共官方对大饥荒认定的时间是1959年至1961年,但研究大饥荒的中外学者普遍认为,大饥荒延续的时间不止三年。

美国学者阿仕顿(Basil Ashton)和美国华裔学者文贯中认为是1958至1961年,中国学者杨继绳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ötter)则认可是1958至1962年。

而教科书上所谓的三年“严重困难”,实际上是指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不正常死亡。中国政府至今不肯透露真实的死亡人数,但中外学者依据各种官方档案,估计大饥荒时期饿死的人数是1500万至4000万。史学家杨继绳在有关大饥荒的专著《墓碑》中指出,饿死的人数达3600万,这相当于今天加拿大全国的人口。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以中共官方的原始档案为依据,认同3000万的数字,

“就是四川到61年为止,大概就有1200万人非正常死亡。(下接)再说当时的信阳事件,有名有姓饿死的是100多万人,而整个河南是200多万人。你想想,两个省就差不多是1400多万人了。”

研究者一般认为,这一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真正的原因并非中共官方强调的自然灾害,而是人祸。这场人祸的起源却早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就奠定了。

饥荒早就开始了

1950年代初开始,为了弥补朝鲜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同时为了支持国家导向的重工业发展,中国政府在全国农村推行以“统购统销”为标志的战时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以“农业合作化”为手段,对农民进行高额征购,农民的粮食全部上缴,只能吃国家发还的返销粮。

在实际中,这种高征购是以暴力向农民抢夺粮食。宋永毅认为,此时的毛泽东邓小平中共领导人已经把对粮食的争夺等同于一场战争。

这种做法在1953年冬,就导致四川、山东甘肃等省形成严重的饥荒,饿死人的数量不断上升。这些地区恰好也是1958至1962年大饥荒时期饥荒最严重的地区。

但中国政府发起的这场“粮食战争”,并没有因局部饥荒而停止,而是一直延续,直到1958年发生全国范围的大饥荒。

“大战”阴影下的粮食战争

宋永毅认为,大饥荒发生在1958年,首要原因还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对世界局势的过激判断,

“我觉得第一个是毛泽东的战争思维,毛泽东在1958年的时候认为,世界大战会在十年之内打起来。他就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全国搞军事共产主义。”

在世界冷战格局的阴影下,毛泽东在1950年代曾多次谈及第三次世界大战。受战争思维的驱使,毛泽东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目的就是在经济上尽快赶超英美等毛泽东视为敌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政府由此发动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同时在全国农村推行“人民公社制度”。

但正是这几个违反经济规律和现实的政策叠加起来,把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进一步推向了深渊。

第二集:饿殍遍野

在大跃进的指挥棒下,农村虚报粮食的现象非常严重。各地报告的粮食产量从亩产千斤,到亩产万斤,最高数字是亩产12万斤。当年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荒诞的粮食报告

异议人士贾一群在各省收集了数百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视频。其中,四川省眉山县广济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在2002年回忆说,

“主要就是刮共产风、搞大跃进,不讲事实。如果你是个干部、队长,逼着你要完成多少。完不成,你就要挨打,下你的职。所以就搞假,每亩只产了三、四百斤,对外宣称亩产上万斤。”

荒诞离奇的粮食报告成为了政府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依据,在原有高额征购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了对农民粮食的抢夺。

四川省眉山县广济乡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者在2002年回忆说,

“当干部的要升官,要做好表面工作,就是这样搞成的。你上报产多少,那就按照你纸面上的来决定交多少粮。”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本身也出现了问题。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原四川省中学教师颜智华认为,

“就是生产技术上的瞎指挥,比如搞密植、搞大兵团作战,搞少种高产多收,导致1959年粮食大减产,但这种情况下,政府仍然是高征购。政府高征购之后,农民就没有剩下粮食了。”

“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但灾难性的决策并没有就此止步。在高征购下,农民被剥削殆尽,交不出粮食,但被大跃进冲昏头脑的高层领导却不相信这是事实。毛泽东在1959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是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于是,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展“反瞒产”运动,逼迫农民交出所谓“瞒产私分”的粮食。

颜智华指出,“反瞒产”运动非常野蛮、残酷,

“就是捆、绑、吊、打和批斗,甚至当场打死人。这个残酷性,并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很多基层干部和社员,就是在反瞒产运动中被打死的。”

四川省自贡市五宝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者在2002年回忆说,

“那个地方打人厉害得很!打人的是县委书记,打区委书记,区委书记又一路打下来。(为什么打你们呢?为什么打老百姓呢?)任务完不成嘛。”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自由亚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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