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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粮食战争下的农民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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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战争的打手

在这场“粮食战争”中,执行这些残酷任务的便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合并了原有的农业合作社,大小相当于一个乡。在组织上,它具备了从税收到治安等地方政府的所有功能,并被当地党组织全面控制。

中共中央还下达指令,在人民公社推行准军事化管理体制。在各省收集了300多位大饥荒幸存者口述视频的贾一群,对此深有体会,

“整个的农村就变成一个大军营,大的集中营,男女是分开的,丈夫和妻子没有住在一起,男的住在男营,他们的管理单位都叫营和连等军事单位。”

颜智华则认为,人民公社并没有真正的军事化特征,而是一种类似于劳改农场的监狱制度,

“它限制、剥夺人身自由,剥夺财产。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耕地之后,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生活资料。”

从敞开吃到没饭吃

农民变得一无所有,被驱赶着参加集体劳动,还必须到公共食堂吃饭。公共食堂最初是让农民敞开肚皮吃的,

四川省自贡市五宝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者在2002年接受采访时,还能回忆起当年颂扬“公共食堂”的歌谣,

“吃饭哟不要钱。乡里面有了共产党,那里的人民哟吃饭,就是那个不要钱。嘿,吃饭不要钱。”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认为,这种任由吃喝的公共食堂是造成大饥荒的关键原因,

“公共食堂的这个体制,让大家在一起吃喝,才开始的时候,不太计较,说我们粮食太多了,就猛吃猛喝吧。所以这种情况下,比较短的时间里,粮食的消费就大幅度增加。”

持类似观点的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等人找到的数据表明,1958年一些农村地区在三个月、甚至更短时间里,消费了正常时期6个月的粮食需求量。

农村粮食库存很快耗尽,又无返销粮补充。1958年冬,秋收后仅两个月,农村地区就出现了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四处蔓延。四川省当时是重灾区,

四川省眉山县广济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者在2002年回忆说,

“我们附近,曾经达到一天抬3、4个人出去。他们那些屋里的老人,走着走着就倒了。”

2013年,颜智华采访到大饥荒幸存者,原四川省涪陵县永安公社白云大队6队原队长何国胜。他说,

“1958年公社化之前,大队有人口230人,(1961年夏)撤销伙食团的时候,只剩下97个人(饿死133人)。”

人吃人

出于求生的本能,绝望的农民开始吃草根、啃树皮,甚至吃一种并非食物的白善泥(观音土)。

颜智华2014年访问到一位大饥荒幸存者,原四川省铜梁县跃进人民公社西郭管区1队的龙太良。他还能回忆起白善泥的“滋味”,

“(我们)去挖些麻头(植物麻的根)来吃,还有棕树子,哪样没有吃过?黄泥巴也吃过,黄泥巴吃了拉不出来。(你是吃的黄泥巴,还是白善泥?)应该是白泥巴。”

白善泥口感细腻,给人带来饱腹感,却无法消化、排泄困难,很多饥民被这种所谓的“食物”胀死。与此同时,很多地区发生了人与人相食的惨剧。

作家依娃认为,根据现有的研究,全国范围内人吃人的事例数以万计。在饥荒重灾区,村村均有人相食。

四川省乐山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者在2002年回忆说,

“(画外音:饿得人吃人吗?)就是有那种饿昏的,就被煮着来吃了。还事先把水烧着,还没有死的,就弄起来吃了(就是还没有死,就剁着来吃了?)(她当时把谁煮着来吃了)她就是把自己家孩子煮着来吃了。”

饿殍遍野的故乡已经不是故乡,逃亡“似乎”才是生路。

第三集:逃无可逃

大饥荒在当时是全国的现象,但各省各地又有差别。作家依娃母亲的家乡甘肃的饥荒就比邻省陕西严重得多。为了保留家族的血脉,依娃的外婆以赴死的决心带着依娃的母亲和舅舅逃到了陕西,

“在甘肃那边的路是不平的,那个翻山越岭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去的时候,那个路就是一本书那么宽,那要掉下去也是没有命的。而且我的外婆是一个小脚,我的外婆真的是要下多大的决心,要把这两个孩子带出来,让他们活下来。”

无处可逃

多数逃荒者都没有依娃的外婆那样幸运。1958年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向外迁徙变成非法。随着逃荒饥民增多,中央政府又在1959年初下令严禁农民外流,各地政府出动民兵围堵通往外乡的路口。

大饥荒口述史收集者贾一群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被抓到以后,除了暴打,还有不给饭吃的种种惩罚。即使有个别逃出了村庄,来到了码头、车站,也要查你的证件、查你的票。如果发现是盲流,也要立即交给收容站,然后遣送给原籍。”

唯一的生路被切断,这意味着,农民甚至没有逃生权,只有在家里等死。

无路可退的饥民被迫揭竿而起,以血肉之躯争取最后一丝生的希望。根据杨继绳在《墓碑》里的记载,从1958年到1962年的每一年都有众多因饥荒发生的农民骚乱或暴动。但这些事件很快被强权的枪杆子镇压。

向深渊狂奔的“列车”

在这场政府对农民发动的“粮食战争”中,农民处于绝对的弱势,而他们所面对的极权政府,在最高领导的裹挟之下,已经失去了纠错机制,正如脱轨的列车向深渊奔去。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宋永毅指出,由于反右运动,政府的错误决策无法被及时纠正,

“1957年没有反右的话,58年的惨剧发生的几率就要小很多。57年的反右把几百万敢讲话的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全部打下去了。”

反右运动最常被人提起的一件事情是,1959年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向毛泽东指出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左倾错误,被打成反党集团首领,断送了政治前程。

安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者在2001年回忆说,当时基层干部的情况也相似,

“那时候谁敢讲话,讲错一个字就被打成右派!(画外音:饿死那么多人,也没人敢说?)哎!(也没人敢统计,死了多少人?)谁能统计是谁?一般干部都被打成右派!说你日记上有说不好的地方,查出来之后,就给你记录一块,最后送到劳改营。”

在反右与大饥荒的双重夹击之下,1957年至1961年,被关押在甘肃省酒泉市夹边沟劳教农场的三千名“右派分子”大部分被饿死,是为“夹边沟惨案”。

反右运动与大跃进互相推动,背后潜藏着一条政治激进主义的线索。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用这条线索来解释“公共食堂”对大饥荒的作用,

“我认为‘公共食堂’是当时大跃进过程中激进主义的一种代表。但有些地方的官员特别特别的激进,总想比别人做得更极端一些,比如把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要做得多一些。有些地方的损失就特别特别的惨重。”

依娃母亲的家乡甘肃省当时就深受激进主义之害,与邻省陕西判然有别。依娃认为,这也是当时甘肃和陕西饥荒程度不同的重要原因,

“当时,陕西省的省委书记张德生,他不是一个非常左的人,他人比较厚道(下接)比起甘肃的张仲良,工作作风要踏实很多。如果他是很左的话,即便有粮食,农民也会饿死很多。”

象麦子一样卑贱

大饥荒中被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当时,中国人口中农村人口的比例超过80%。宪法(1954年宪法)也清楚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但农民在这个政权中的地位却并没有得到承认。

宋永毅认为中国共产党历来自视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党,

“按照中共的革命理论,长期以来,它就把农民放在对立面。要利用的时候,是它的基本群众,但是,和它发生冲突的时候,又是它教育和改造的对象。所以,这个意识形态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代表农民。”

农民不但被教育、被改造,更被剥夺。中国共产党从早期的解放区开始,就基于战争的需要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9年之后,中共政府又继续向农民超额索取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颜智华认为,这是由国情决定的,

“除了向农民要,还向谁要呢?没有对象了。农业人口占90%啊!”

依娃对此感叹说,

“中国的农民就像麦子一样,太普通了,割了就割了,长了就长了,我觉得他们那种地位是最卑微、最卑贱的。死了就死了,死了几千万人,根本就不算什么。”

不放手的极权

直接导致大饥荒的大跃进和公共食堂等制度,直到1961年才相继中止。但全国性的大饥荒直到1962年才逐步结束。

此后的六十年,中国政府一直对大饥荒的真相遮遮掩掩。杨继绳2012年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一个抓着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

这个判断在7年后的今天,似乎并不过时。中国政府正试图贯彻以高科技为特征的极权主义:社会受到全面监控,异议的声音也被空前打压。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进退失据,国内媒体上却鲜少对政府的批评和问责声。在大饥荒中,因为缺少监督和制约而陷入疯狂的政治格局似乎又重回中国大地。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自由亚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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