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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副市长文革入狱曾 他与几个高官都被关疯了

—北京副市长崔月犂文革入狱曾被关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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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疯了。他们请安定医院的大夫给我看病。那时,不止我一个人疯了,冯基平(原北京市公安局长)疯了后大骂毛泽东,范瑾也疯了。”

图为秦城监狱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个矛头是对准以彭真为首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最高“革命”对象是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崔月犁与彭、刘两人都有特殊关系。

崔月犁在劫难逃

崔月犂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彭真是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时,崔月犁当过彭真的秘书。从1949年10月1日到1959年10月1日,中共“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领导人彭真,身后站着的人一直是崔月犁,年年如此。

刘少奇曾是中共地下党的总头目。1949年10月1日前,崔月犁在北平做地下工作8年,直接领导是文革前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第二书记的刘仁,最高领导是刘少奇。刘少奇的妻子叫王光美。王光美在北平辅仁大学物理学系读书时,就是时任中共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崔月犁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员。正是崔月犁将王光美推荐到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团当翻译,然后,叶剑英将王光美带到延安,王光美在延安嫁给刘少奇。

鉴于上述关系,崔月犁在文革中被关押秦城8年的命运就被注定了。

北京市委被“一锅端”

文革前,毛泽东就对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非常不满,认为彭真跟刘少奇、邓小平中共高层领导搞在一起,不听他的话,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文革第一发炮弹就对准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精心运作下,在毛的妻子江青直接指挥下,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革序幕。

1966年5月16日,北京市的第一把手彭真被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打倒。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官员全部跟着遭大难。副市长吴晗,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一个接一个倒台。1966年5月18日,邓拓自杀。之后,北京市外办主任辛毅、市委纪律检查组的副书记刘君达、宣传部长李琪等十多名官员自杀。原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官员几乎全被抓捕、关押、审查、批斗。

崔月犁挨批斗

1966年7月初,崔月犁被迫停止工作。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北京市在外边官最大的就是我了,到处排队抢着斗我,每天总有一两场,到区里斗,到各单位斗,差不多有一年。没事时打扫卫生,打扫厕所,批斗时挂着大牌子,猫着腰,一斗就是3小时。有一次批斗时,地质学院的造反派配合北京市委造反的人,两个学生扳着我的手,我用脚尖站了3个小时,冬天棉袄都被汗湿透了,手也扳坏了,筋都拉长了,很残酷。这一年,家里被抄了好几次,孩子的姥姥上吊死了。家里东西抄走了,家搬到和平里一个工棚里,两间小屋,四面透风,白天到机关去劳动。”

崔月犁被关秦城监狱

1968年大年三十,崔月犂被逮捕,直接关进秦城监狱。崔月犂在北平做地下工作8年,一次都没有被国民党逮捕过,一次也没有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中共军队和平进北平,崔月犂立过大功。现在,他是北京副市长了,却被关进中共建造的监狱,一关就是8年。

“我一个人住个单间,六小步宽,十小步长,后面有扇一尺见方的小窗户,阳光可以照进来,窗户上有铁栏杆,放风时,我数了数,一层十个牢房,一个牢房一个人,谁跟谁也见不着。监狱里一个星期放一次风,晒晒太阳,外面四周也是围墙,上面有个平台,两个战士在上面站岗,开开门有个小方框,一个人一个人放风,一个进来,另外一个才能出去,每人半小时。”

“早晨一碗稀饭,一块咸菜,一个小窝头,冬天窝头又凉又硬,中午两个小窝头,一碗菜汤,春天汤里只有几片菜叶,连洗都不洗,连根一块切进去,喝完碗底还有泥,晚上也是这样,一年四季如此。”

“戴着手铐,面向一侧地板睡觉,上面的灯照着,没法翻身,一翻身,手铐像刀背似的卡着手,四年都如此,致使我的右腿长期压迫萎缩。初到监狱时,晚上睡着了,不知不觉翻个身,便被看守叫起来靠墙站一宿,也不知犯了什么错误。放风时,因为吃不饱肚子,走得慢些,后面的战士就踹你两脚。”

“冬天时,吃不饱,还很冷,每天晚上五、六点钟烧暖气,八点钟就没了,吃不饱,穿不暖,被子很薄,下面没有草,只有层褥子,连枕头都没有,睡觉时枕着双破鞋,晚上九点钟就冻得打哆嗦,肚子里没食呀,十点钟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简直睡不着觉……这种生活连续过了5年,林彪倒台后才有所改善。”

崔月犁挨打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向中央提出,“刘仁、徐子荣、冯基平、崔月犁4个反革命分子,出卖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罪该万死,要把他们铐起来,实行严厉的突击式的审讯,让他们缴械投降。”在这个报告上,第一个划圈的是毛泽东,第二个是周恩来。从此,崔月犁开始了4年零2个月每天24小时戴手铐的铁窗生活。

“正审是康生的秘书,叫齐景和,副审徐仲华,后来在北京体委当副主任。在监狱的8年,都是这两人审我,齐景和这个人坏极了,挑了一个大个儿,叫沈德宏(在公安部工作),专门做打手。”“‘梆!梆!梆!梆!’一次下来,整个脸都打肿了,第二天,眼睛都肿得看不见。有时我得咬着牙,不咬的话,牙都会打掉的。”

“一天吃也吃不饱,睡也睡不好,审问时,虽然有个座,但也不让坐,坐下的话,问着问着,吼一声‘站起来!’就得从早晨八点站到十一、二点,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回去吃菜汤、小窝头,生气吃不下就算了。八点以后,九、十、十一、十二……有时审到夜里两点,一次就是三天三夜,休息两三天,再接着打。”

“打完一次后,他怕把你搞死了,就让回去写材料,给五张纸,一瓶墨水,一支蘸水钢笔。因为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就写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觉悟很低,没按毛主席的办。交上去,下一次审问时,就会挨骂,‘他妈的!你就写这个?你自己的问题你不清楚!你找死啊!’”

“我说我没什么可写的,‘什么他妈的没什么可写的!’一脚将我踢个跟头,接着又是一顿打,打得根本站不住,两个肺部都肿了,我绷着劲,怕把心脏打破了。”“差不多三个月的突击审讯后,眼睛打得根本睁不开,走路时用手扒开眼睛,四、五个月后我的脸才消肿,两个肺呼吸起来都疼。”

彭真等都被关秦城监狱

关进监狱第5年,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离奇死亡后,崔月犂家人才获准探监。“第一次探监,家里来了四、五个人。家人暗示我监狱里住着不少人,有的职位比我高,我不大相信。”

“出来后才知道彭真确实进了监狱,北京市进监狱的有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范瑾(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社长)、张文松(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部长)、任彬(北京市人事局负责人)、我,还有一个体委副主任林毅忠等,至少十多人。任彬进去后很快就死了,因为他有气喘病、心脏病。”

崔月犁疯了

林彪死后,崔月犂获准到北京市第六医院看病。虽然病房外每天24小时有士兵看守,毕竟暂时出了秦城监狱,加上第六医院院长曹维礼以前跟他熟悉,常来探望他,暗示他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出来工作。这使得崔月犂一度心情大好。

然而,没过几天,崔月犂突然被送回秦城监狱,这给他的精神以巨大打击。高压、恐怖、黑暗、无望的险恶环境,让他的大脑一下子受不了了,崔月犂疯了。一天下午5点钟左右,夕阳西下,影色惨淡,崔月犁非常伤感。回到屋里,他觉得脑袋很轻,天空中传来各种声音,昼夜讲话,他也跟他们讲。

“我开始神经错乱,烦燥,站不住,夜里听到虚无的讲话声就害怕,有时会看到人被大卸八块,恐怖得要命。”“我真的疯了。他们请安定医院的大夫给我看病。那时,不止我一个人疯了,冯基平(原北京市公安局长)疯了后大骂毛泽东,范瑾也疯了。”

崔月犁被逼承认是“大特务

崔月犂被关进秦城监狱8年,主要是两件事:一是逼他承认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是个“大特务”;二是逼他承认王光美是个“大特务”。因为他跟这两个“大特务”有关系,他必须承认自己也是“大特务”。可是,他知道这三人都不是“大特务”,于是,不得不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结语

文革结束后,崔月犁出任卫生部长,做了两件大好事:一是重振中医;二是支持气功事业。但是,为什么崔月犁在秦城监狱遭那么大的罪?因为时代的局限,他本人可能无法认识到。历史发展到今天,真相逐渐展现出来后,答案已很清楚:

中共从根上就是邪的。中共老祖宗马克思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本质是“假、恶、斗”。中共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以颠覆中国正统的政权——中华民国为直接目标。之后,中共花了28年时间,不择手段颠覆中华民国。1949年前,崔月犁在北平做地下工作8年,就是帮中共干这件事。

颠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然后,建立一个专制、独裁、恐怖的“中共国”,这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

责任编辑: 赵亮轩   来源:DJY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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