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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虚构故事 却比虚构故事还要残忍

—一个北京女知青的多舛人生

与很多北京知青不同,赵晓华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插队下乡,尤其不愿意到很远的陕北插队下乡。家里七口人,父亲是工程师,"文革"开始不久,便以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母亲没有工作,哥哥上北工院,姐姐患小儿麻痹后遗症,是个瘫子,两个弟弟都还小,正在读小学。父亲关进监狱后不久,母亲便疯了。动员插队开始后,赵晓华没有报名,想留在北京,照料家。可是街道、学校一天几次找上门,不走不行,她只得办了插队手续。她难以预料她走后,家里的生活将怎样维持。 本文转自《世纪讲堂》

这并非是一个虚构的小说,书里的人物故事都是真实的。

在生活的摧残下,她精神失常了。被安排给一个需要女人的残疾农民为妻,奏出许多不和谐的生活颤音……

1995年2月1日,宜川,赵晓华(右二)一家。出生于1949年的赵晓华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被动员到了陕西宜川插队落户,第二年她疯了,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公社党委安排她嫁给了残疾农民李根管,婚后,他们生了3男1女。(摄影:黑明)

赵晓华,一个能歌善舞的北京知青。初中六八届学生。插队第二年患精神病。食花椒,吞醋糟,不辨麻辣苦涩。当地干部安排其与一残废农民结合,现身边已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

一件阴丹蓝布褂子,皱巴巴,脏兮兮。市面上早就不出售这种布料了,这是遥远年代在农村妇女中曾经流行过的服饰。这件褂子穿在她的身上。她站在六月太阳照耀着的斜坡上,凝然不动,仿佛一根枯木。头发灰蓬蓬粘成一团,额前朝前戳,脑后朝后戳,宛如茅草庵的两檐,即便花工夫去梳理,似乎也很难服贴。脸倒白净,眉毛弯弯,一双凤眼,下身穿一条又窄又短的灰裤子。脚上是一双新布鞋,但是有一只不知在哪儿踩湿了,黄土一扑,成了湿土疙瘩。

她面无表情,僵硬地站在仲夏的阳光下,不动。或许一个小时。或许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我不相信这个人会唱歌,会跳舞。把她与一个能歌善舞百灵鸟一样活泼的姑娘联系在一起,是吃力的。

年少时的赵晓华

可是所有了解赵晓华过去情况的人都告诉我,当年她的歌舞才华,相当突出。曾在县知青办工作过多年、现在是县志办副主任的北京知青高敏告诉我,过去县上召开知青大会,她总要动员赵晓华唱几支歌。回回博得掌声。

赵晓华村里的一位姑娘说:"好哩,赵晓华唱的好哩,那时我们是娃娃家,她唱我们就拥到窑门口听。"

现在,这个赵晓华的歌声呢?——那欢乐的歌,妻凉的歌。她的歌喉哑了。她只会默然无语地站在烈日暴晒或者风雪交加的高原上,没有欢乐,没有痛苦,没有思维,甚至也没感觉。世界在她眼中,或许只是一团模糊混沌的色块,惚惚、凌乱杂荛的画面,或许压根儿就是片空白。

很有可能,那第一个晚上,她的精神就受到了摧残。

那天下大雪。所有那一批下乡的北京知青都不会忘记那个白雪皑皑的日子。火车把他们拉到富平,然后转乘县上派来的卡车。车顶蒙着帆布篷子,车轮子上装着防滑链。车队小翼翼爬行在白雪覆盖的山道上。车内有人情绪高昂,不时扒开帆布眺望辽阔壮丽的雪原景色,毛XX的《沁园春·雪》在车厢内唱起来。她和几个人挤坐在一只破轮胎上,浑身冷得缩成一团,手脚冻麻了。她不说话,紧迫而来的恐惧袭击着她。她不敢看车厢外面总担心卡车会翻。有人叫她的名字,让她也来唱一支,她的歌声同伴们非常喜欢听。她企图摆脱恐惧,打起精神,和大家一块乐一乐,可是办不到。会翻车一这种不祥的预感象魔影一样纠缠着她。当她推说晕车,可怜巴巴地把头伏在膝头的时候,有人看见她的身体一阵阵哆嗪。

车到县上,天已经黑了,街道上的积雪被人踩成稀泥烂浆。欢迎的人很多,敲锣打鼓。也有很多看热闹的男男女女,他们大都穿着黑色家织布棉袄棉裤。在狭窄窄的街道上一堆儿堆儿拥挤着,给这些新来的知青一种很刺激的印象。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当地人喜欢黑颜色。县上的干部拿扩音话筒指挥着人群和车辆。有的车已经停下来,知青们纷纷跳下车;有的车还在泥水中往前走或者往后倒,寻找合适的停车地点。一片乱哄哄的景象。

赵晓华刚跳下车,便听见身旁不远处传来一个尖锐短促的声音。声音刺激极了。她扭头看去,只见一个黑乎乎的影子躺在一辆车轮下。她还没有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听见有人大呼大叫:"压死人啦!""出事啦!快!快"。压死的是一个看热闹的小女孩。人们把她从车轮下拉出来的时候,两只胳膊还在抽搐,但是人已经没救了。

赵晓华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人们乱纷纷从她身旁跑过,涌向出事地点。她被人撞了一下,猛地清醒过来,随即恐怖地尖叫一声,几乎是被本能驱使着,捂着脸逃向远处。

也许这以后她就一直没能抹去那绝望的、撕心裂肺的短促叫声刻在她心头的印痕。她常常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不敢听见有人突然发出叫喊。来到陕北的第一印象,成了她不幸的开端。

与很多北京知青不同,赵晓华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插队下乡,尤其不愿意到很远的陕北插队下乡。家里七口人,父亲是工程师,"文革"开始不久,便以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母亲没有工作,哥哥上北工院,姐姐患小儿麻痹后遗症,是个瘫子,两个弟弟都还小,正在读小学。父亲关进监狱后不久,母亲便疯了。动员插队开始后,赵晓华没有报名,想留在北京,照料家。可是街道、学校一天几次找上门,不走不行,她只得办了插队手续。她难以预料她走后,家里的生活将怎样维持。

刚插队下乡的赵晓华

她插队的村子叫里沟,地处Y县南部山区,共有十七个知青。象许多知青点一样,这是一个乱哄哄的集体。做饭把破袜子下进锅里;一个月的粮食,不到十五天就吃个精光;打架斗殴;把老乡的狗勒死炖着吃;干起活来却凶得要命,生产队记工分,他们非常诧异:插队干活还记工分?……

在这群人里,赵晓华一般情况下是个不起眼的角色。她缺乏很多伙伴那种狂热劲头,远不象别人那样洒脱和无忧无虑。她沉默寡言,总喜欢把自己缩在一个角落。同伴们知道她牵挂北京家里,有些人同情她,有些人因此而瞧不起她,认为她接受再教育的决心不坚定。她默默地接受着外来的一切,在十七个人的小集体里,她是最顺从的一个。她也有显眼的时候。生产队开会,知青给老乡教唱歌曲,这时候大家就要推出她来。她的歌声甜美动听,老乡跟着唱会,不唱了,干脆叫她一个人唱,大家听。她唱了一支又一支歌声里,她似乎忘掉了一切,千里之外的家,不幸的父亲,可怜的母亲和姐姐、幼小的弟弟以及自身眼下的处境。她表现出少见的活泼神情来,白净的脸颊和弯眉风眼显得楚楚动人。老乡听迷了,咂巴着嘴直赞叹:"简直跟广播里的人唱的一样。

这就是赵晓华插队后最初的情景。

知青点上,乱哄哄的集体生活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这群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经常为做饭、吃饭的事情吵架。他们中间,没有几个会做饭的,常有这样的情况:吃饭时,饭盛到碗里了,咬一口,生的,于是便有人抱怨,甚至骂骂咧咧,很容易便导致吵嚷一通。

赵晓华在家时经常做饭,但她不会烧陕北的灶火。队上分的千柴早让大伙烧光,抓一把新砍来的湿柴塞进灶洞里,只冒黑烟,不起火苗,急得她用嘴吹,扇子搧,都不顶事。下工后,大家都回来了,谁也进不了窑,里边呛得人喘不过气。待烟散尽。打开蒸笼一瞧,蒸的窝头稀软松散象黄泥巴一样平糊在笼屉上,根本不能吃。没等大伙说什么,赵晓华自先捂着被烟熏得又红又肿的眼睛,缩在灶角哭开了。

小集体瓦解了。十七个人分开重新打伙。这次赵晓华谁也没跟,独自一个生活。队上给她分了一孔小窑。小窑在一个僻背处,人不常去,她也不大同其他知青们往来。她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

她是静心地向远方寄托着自己的思念,或者需要默默地咀嚼牵挂亲人的痛苦?

可以肯定地说,她的内心是极不平衡的,她并不喜欢孤独。不论怎样讲,知青们生活在一块,总有一些欢乐,而一个人的日子总是难捱的。她曾对同村一个知青说:"我能象你们一样就好。"她指的是象他们一样对一切都不在乎,心头没有那么多忧虑。她渴望这样,但是办不到。

有段时间,公社组织文艺队,她被吸收进去在文艺队里,她又唱又跳,和大家关系处得不错,工作相当努力。看得出,她企图通过一种热烈而丰富多彩的生活来改变自己的心境。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段时间她显得轻松而愉快,性格变得开朗了,见了人常说说笑笑。可是文艺队一解散,她回到她那孔小窑洞里后,现实世界又在她面前无情地展开,她又回到原先的生活中了。

1970年春节,插队整整一年的知青们早就急不可耐,有钱的打票,没钱的扒车,纷纷回北京过年。

赵晓华随四五个知青,步行120里,来到黄河边。他们打算从这儿渡河,到山西境内扒车回京。他们都没有乘车的盘缠。

到黄河岸边已是日落西山。踏着浓重的暮色,他们走进个小小的村子。

一拨年轻人,谁也没有见过如此荒凉的村庄。他们插队的村子,虽说偏僻落后,但村子里终归有树木,有高音喇叭而眼前这个小村庄,一棵树木也没有,光秃秃裸露在寒风凛冽的黄河的峭岸上。村里死寂无声。房屋清一色是用从河滩捡来的石块垒起来的。走进村子,除了石块,还是石块,景象之荒凉宛如一处原始部落

他们在一个跛子老汉开的"黑店"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来到渡口。从乱石瘫上一个小窝棚里叫出船工。船工见是一帮北京知青,知道挣不来钱,推推辞辞不想过河。他们死磨硬缠,每人过河的开价从三毛钱增加到五毛,船工扛不过,说:"船漏水,要过就坐羊皮筏子。"

"在寒风呼啸的河滩,他们帮船工吹起羊皮"浑脱",然后再把几只"浑脱"连在一块扎成筏子。筏子拖到河边船工说:"一次只能坐两个人。"

冬季的黄河里,漂浮着大大小小的冰块。河水翻卷腾起剌骨的寒气,冰块子顺流而下,相互碰撞,发出彭彭的响声。皮筏子放进水中,急促地打着旋转,不是被冰块撞翻,就是被冲回岸边。船工又吹了几只浑退,加在皮筏子上。分两批先把四个男生送过河,最后来接送赵晓华和另外一个女生时,她们却怎么也不敢登上那只颠簸得非常厉害的皮筏子了。

别说登上皮筏子,即便站在岸边,赵晓华和那位女生也觉得一阵阵头晕目眩。他们分明看见那几个男生的衣服已被浪花打湿,在河心里,有几次皮筏子被冰块撞击得几乎翻倾。那情景太可怕了。她们瑟缩在岸边,心里充满恐惧。这趟没有盘费的长途跋涉,肯定会有没完没了的冒险,她们退却了。

他们回到村里。

那个女生是邻村的,春节期间,里沟村只剩下赵晓华,这是一段异常难熬的日子。孤单单一个人呆在一孔又小又破的窑洞里,听佳节爆竹声声,闻街巷笑语喧哗,她不能不格外思念远方的家,挂牵亲人的处境。

母亲的病时轻时重,轻时还能干点家务活,重时就只会乱说乱跑。有一次跑出去,被自行车撞伤胳膊,邻居送回来又跑出去。姐姐的大小便都得要人照理。弟弟小,不懂事。父亲是冤案,哥哥已为父亲翻了几年案,还没翻过来。她来陕北前哥哥还在为此奔走。插队以来,家中很少给她来信,哥哥偶尔来一封,也绝口不提家中的事。

她急于了解一年来家中的情况,可是憋在陕北这深深的山沟里,回不去,她只好瞎猜乱想了。

春节后,回京的同学陆陆续续返回村里。一位女同学告诉赵晓华,她去过一趟她家,她母亲的病更重了,这一阵不再乱跑,一天到晚围床烂被套坐在床上傻笑。她姐夏天生了褥疮,没人管,直到冬季背上还烂着。两个弟弟不再上学,在排水沟里掏煤渣泥向蜂窝煤厂出售。她一听就急哭了,找大队,找公社,要钱,打算立即回北京。

钱没有要来。

于是她又找县知青办。里沟离县城200里,一星期通一次班车。没钱坐车,也等不及,她步行着去。路上要钻一条40里长的老虎沟,还要翻两架山,一天赶不到。人们不知道途中的她晚在哪度过的。在县知青办哭磨了两天,当她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手,迫不得已返回里沟那孔小窑里时,她便病倒了。

她病得不轻。发高烧,说梦话,水能喝一点,饭一口也吃不进去,躺了四五天。

病未痊愈,有消息传来,说本县一个知青的家长,从北京赶来看望孩子,在黄河滩上,心脏病发作,死了。赵晓华听到这个消息,支撑着虚弱的身体,从窑里跑出来,在野外山梁梁上愣愣地坐了大半天。

从这时开始,可怕的迹象就在她身上出现了。

也许悲剧的根子早就潜伏在她的遗传基因中,不错,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在精神病学的遗传学说中,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样为研究家们所强调和重视。精神病与心理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人的心理理解是具有社会性。精神病学家指出:人的认识活动、情绪和情感反应、意志行动,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同时由外界事物引起,并又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协调和统一地发挥作用。认识、情绪、情况和意志行动之间如能保持谐调性,便保证了精神活动的完整和正常地发挥其作用,反之,心理过程便产生障碍,极有可能陷于病态。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世纪讲堂》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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