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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虚构故事 却比虚构故事还要残忍

—一个北京女知青的多舛人生

与很多北京知青不同,赵晓华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插队下乡,尤其不愿意到很远的陕北插队下乡。家里七口人,父亲是工程师,"文革"开始不久,便以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母亲没有工作,哥哥上北工院,姐姐患小儿麻痹后遗症,是个瘫子,两个弟弟都还小,正在读小学。父亲关进监狱后不久,母亲便疯了。动员插队开始后,赵晓华没有报名,想留在北京,照料家。可是街道、学校一天几次找上门,不走不行,她只得办了插队手续。她难以预料她走后,家里的生活将怎样维持。 本文转自《世纪讲堂》

到了北京,我才知道把件大事忘了——没带她家的地址。

信封压在炕席底下,走时一直想着要带,不知咋一岔就忘了。这可叫人作难了。我只记得她家是在一个叫北岸河的地方,问旅馆里的服务员,这北岸河都不知道。我心里乱了。张主任问赵晓华她家住在啥地方,赵晓华直溜溜坐在那里,瞅着墙角不吭声。张主任叫她慢慢回想,不知她想了没有,反正到底也没说出一个字。

到了第二天,张主任说不着急,先转天安门。在天安门跟前,大小子高兴得很,硬要上去看毛XX。张主任和老杨的兴致也蛮高,一会跑到石狮子跟前,一会又爬到护城河栏杆上,一会又去摸天安门城门扇子上的大铜钉子。我心里总象压着石头,轻松不下来。北京城这么大,一到街上人就眼花,到哪去找这个北岸河?

我猛地想起来,赵晓华他们一伙知青刚到村里时,有人问他们去没去过天安门,村里人都觉得天安门是毛XX住的地方,不能轻易到跟前去。那伙知青笑着说常去哩,每年国庆游行都要去天安门。我想游行赵晓华一定也参加了,这是大事,她兴许能回想起来。我就问她国庆游行时,从她家咋走到天安门来。只要大概说出个方向路线,北岸河也许就好找了。她说不知道。再问,她就不吭声了。张主任指着天安门城楼,问她知道不知道这是啥地方,她摇摇头。她啥也不知道了,啥也想不起来了。可能她光知道怀里抱的娃娃是她的。老杨爱说怪话,说:北京忘了她,她把北京也忘了。

在天安门游了半天,回到旅馆,我猛地想起撂在家里的信封上有海淀两个字。给人一讲,人家说那就先坐105路无轨,到动物园后再打听。张主任和老杨一听蛮高兴,让我先去找找,他们在旅馆等我。我心里怯,这地方人生地不熟,我的腿脚又不好,跑迷了咋办?可是又一想,这是给咱婆姨看病,咱丈人的家咱不找,还能让人家去找?我说那好,你们就在这里等着,我就走了。

找105路无轨车站就费了神。在北京问个地方可不容易,咱说土话,人家听不懂,有的人想指了给指一指,有的人干脆不理你。等我到了动物园,天快黑了。我一看这时光到啥地方去打听北岸河?想了想干脆往回返,明天再来。

坐105回来,我找不见住的那家旅馆了。想间人,不知道那条胡同和旅馆的名字。心里发毛,东蹿蹿,西钻钻,瞎碰乱闯,游荡了足有一个钟头。这时候我又饿又乏,想找个饭馆先给肚子填点东西。天一黑,饭馆都关了门,找不下。有一个点心铺子开着门,想称点饼干,在柜台前打了半天转转,嫌贵,没称。饿着肚子又跑,心里越发的急,操心赵晓华和娃娃,不知娘们三个吃没吃饭。人家张主任和老杨是陪咱来的,总不能叫人家给咱婆姨娃娃买饭吃吧。转了一阵,我猛地看见一个眼镜店的招牌,我见过这个招牌,我能记住。往前再走几步,又看见了早晨我们吃饭的饭馆。我一下放心了——旅馆就在右手一个胡同里。

他们正在旅馆里着急地等我。晚饭张主任招呼赵晓华和娃娃吃过了。听我说没找见北岸河,张主任说明个坐出租车一块出去找。老二早上抱出去着了凉,正在发烧。旅馆里的服务员很好,给娃拿了点药。这一夜我咋都睡不踏实,光做梦,全是在找北岸河。

第二天坐上出租车,没用我们管,司机把我们直接送到了北岸河。到了那里,很快就打听出了她家。说也巧,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她父亲刚从监狱放出来不几天。是一件冤案,不是减刑释放,是无罪平反释放。可这人霉气透了,刚回到家,不知咋的就食物中毒住了院。她家生活还很困难,母亲的病没有好,瘫子姐是老样子。大弟不小了,还没结婚,在街道厂子当工人,二弟在煤厂干临时工。我把赵晓华领回家,一家人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不高兴。赵晓华也好象不认得她一家人,跟谁也不打招呼。许多邻居来看她,她象根木头一样坐在床沿,痴呆呆地看着人家。说不上有时候为啥,她会咧嘴一笑,笑过后又象木头人,坐在床沿一动不动。

去北医三院看病,她大弟陪着。本来想让她住院,医生问她吃过啥药,她平时不开口,这时却给人家医生说吃过"氯丙烯"、"弗乃近"。医生说她还知道吃过什么药,就不收她了,只给开了一些药。后来张主任跟北京市知青办接上头,让他们给联系个医院。北京知青办联系的还是北医三院,人家还是不收。没办法,我只好隔几天领赵晓华去看一次门诊。

在北京,我住赵晓华家,张主任和老杨还住大栅栏的旅馆里,有啥事情打电话联系,平时不见面。中间有一回,赵晓华看病的钱用光了,我给旅馆里打电话,一连打了两天都说人不在。我心里着急,坐上车去旅馆里找。到了旅馆还没找见人,服务员说两个人去八达岭还是啥地方了。我只好留下话,第二天张主任才把钱送去。

在北京没少作难,病还没治好。我一看没啥指望了,住了四十多天后,领着赵晓华和娃娃,跟张主任老杨一块,返回了陕北。

我是坐在李三性家里,听他对我叙述这一切的。其时赵晓华拎着一只大铁壶,正在院子里浇菜。1986年以后,他们搬到乡政府来住院子里有一片空地,住在这里的人们一人分得一小畦种菜。三性的地里栽的是辣子和茄子,还种了点豆角。陕北高原节气晚,时值初夏,所有的菜苗才一点点高。菜苗长得不景气,驀沓沓的。

李三性坐在我的对面。他撩起两只裤腿,用手不停地搓着腿上的泥垢。他那条残废了的腿仅有胳膊粗细。他的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五岁,坐在靠近房门的地上玩,弄两块圆木头片儿和几颗石子。八个月的老四在炕上睡着,身上搭块红乎乎的烂布。这也是个男孩。苍蝇在他脸上爬来爬去,他竟睡得实实在在,纹丝不动。屋子里弥漫着一种霉味儿,还有孩子的尿臊味。

我问李三性:"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

他尴尬地笑笑,说:"没办法。"

"为什么不给赵晓华结扎?"

"不敢。"他连连摆手,"把她的病逗重了咋办哩?"

实际上,人们对我讲过,医生说赵晓华结扎没问题,可他死活不让。他想多要几个孩子。

"这么多孩子,你养活得过来?"

"不怕。"他把裤腿扯下去,身子一挺,干脆地说,"不怕多,单怕无,有苗不愁长。能吃到嘴,娃娃就能养得起。娃娃身上能花几个钱?人一辈子,山珍海味是个活法,粗茶淡饭也是个活法,咱不贪图享受,只图个没灾没病,人丁兴旺。"

我很想给他讲讲有关精神病遗传方面的知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在这一刻,我看到他陡然增长的激情,看到一种与他低矮的身形不那么谐调的豪气,我暗暗叹了口气。

他象突然意识到什么,接着说:"当然政策上叫计划生育,咱不是反抗政策,咱是特殊情况。

我再一次把目光投向窗外,注视着那依然忙碌的母亲和孩子的身影。我久久无言,一种怜悯的情感在我胸中翻腾。我不能过多地去责备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他不过反映了一种存在,一种历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存在。

人类生命存在方式多种多样。在这里,在这个身肢带有残疾的男人和那个拎着水壶动作僵硬的女人以及身穿破烂衣裳的孩子身上,我看到了生命呈现出的一种奇异形态——脆弱而强韧,盲目而自信。

县知青办又拖了几年,到1981年冬才撤销。撤销前做善后工作,李三性被叫去,让他办理赵晓华的脱钩手续。

脱钩?脱了钩你们就不管啦?"李三性担心起来。

管是不好管了,不过组织上要给你们作出安排。"知青办的人说。

知青办给了李三性1500块钱(比别的脱钩知青多五百块),又把村上原来知青住的两孔石窑拨给他,作为一次性照顾,赵晓华就算与知青脱钩,今后不再享受对于知青的照顾。

李三性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他很满意。1500块钱,叫他攒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早先计划拼死拼活干上几年,掏两孔土窑,如今没费啥力气,两孔石窑就到手了。还是社会主义好。

可是,过了没多久,听说别的知青没要钱,而是让组织上给安排了工作,他心里便不那么稳实了。两相比较,翻来覆去想了一回,觉得自己不划算。钱是一碗水,放在那里只会少不会多,咋能有铁饭碗重要?端上铁饭碗,国家就得管你一辈子。

两孔石窑算啥:有了工作,当上公家人,自有公家的房子让你住。越想越觉得吃亏,越觉得自己憨。他一刻也没耽搁,跑到县上,要求退钱退窑换成工作。县上没有答应,说工作只给知青本人安排,不给家属安排,赵晓华有病,不可能给她安排什么工作。他硬跟人家磨,到底没有顶事。工作没指望了,商品粮吃不上了,公家人当不成了。他只好叹一阵气,怅怅地回到家里。

1500块钱,他没敢存到银行里。这钱不是他挣的,是国家给的,假若哪天政策一变,要往回收,存在银行不等于交到国家腰包里了嘛!谁也不知道他把钱藏在哪里。平时过日子,这个钱一分钱也不动,少盐没醋的粗茶淡饭,絮絮络络的破衣烂裳一如往昔。他有他的想法。儿长大要娶,女长大要嫁,这些花钱的大事情,没有一二十年的积攒,一下子能要了人的命。特别是娶媳妇,事到临头拿不出硬沓沓票子,媒人不摆手,媳妇不进门,真有急得上吊的。他家是个烂摊子,将来给娃娶媳妇不知要作啥难哩,他心里虚得很。

没办法的时候,过日子走一步看一步。有了一点办法,就得谋算哩。

这一年村里实行生产责任制,地分到各家各户耕种。这一来,上山千活,就等于给自己干了。李三性贪心地一下子要了九亩地。他的老父亲年高体弱,他把老父亲的三亩地也要过来,一共十二亩。家里只他一人干活,而他只能算半个劳力,春种秋收,从不叫人帮忙,终日一个人拼死拼活地在地里刨挖。

村里人都说:这个瘸腿家伙不要命了。

有地,没有牛不行他买了两头牛,过了半年,又买了一头驴。牛拉犁耕地,驴驮水驮粪。大小子还没上学,他就逼着去放牲畜。赵晓华指靠不上,就让她在家洗衣做饭。管她饭做得咋样,哄饱肚子就行。

对于丈夫的这一切谋划,一切做法,赵晓华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会。她依旧懵懵怔怔,生活当中的任何变化,都不能给她带来一点点影响洗衣服的时候,她照旧把衣服扔进水里,愣愣地看着水把衣服冲走。吆牲口到泉边去饮水,跟在牲口后边走着走着,蓦地便收住脚步。牲口早没影儿了,她依然钉在那里。日出日落,刮风下雨,野外的草木都有知觉,可是她感觉不出来。有时在窑外做件什么事情,突然雨来了,她不避,仍然在原地做她的事情,甚至头也不抬。做饭常烧从崖畔上砍下的酸枣刺。三性给她做了只捅柴的杈子,她不用,用手抓,手常被酸枣刺扎得稀烂。她好象没有知觉。她从不收拾自己,也不知道收拾孩子。头发成了毡片子,孩子脸上污脏,她自己不梳理,也不替孩子洗涮。村里有的妇女看不过眼,时常帮她梳梳头,给孩子洗一洗。也许知道这些人帮助她,她喜欢和村里的妇女们接近。几个婆姨女子凑在一堆拉话,她会缓缓地踱过来站在旁边,虽一言不发,虽不知她听了没听,但可以看出,她愿意站在这儿。这时候她倒显得有那么一点感觉,保持着一点人的灵性。

一次,村里的大喇叭播放歌曲,有人惊异地发现,她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凝神谛听。好久没有听见她的歌声了。她会不会跟着广播,重新歌唱?发现这一情况的人没敢惊扰她,悄悄地在一旁观望。不错,她真的在听。她的头微微偏斜着,脸上呈现出一种安适宁静的神情。这样儿跟她平时呆站在那里的样儿是不同的。然而,直到广播里的歌声停止,她一声未吭,她再也不会唱了。是的,她的歌声永远消失了。

那么,在她凝神谛听广播播放歌曲的时候,那回荡的旋律,是否唤起她的某种心理活动?她那懵懵懂懂的感觉,还能感应到歌声的美妙动听吗?

不知道。一切都无从知道。

也许歌声如同现实,现实如同歌声,在她的思维里,全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也是模模糊糊混沌迷离的。她的歌已唱完了,路也走完了。之所以现在还往前走,不过是生命的贯性在推促着她。

1985年夏,李三性听到一个消息:凡与当地人结婚的北京知青,政府都给转商品粮。他立即赶到县上。知青办早已撤销,他不知道该去找谁。正在街上乱转,碰见一个在县公安局工作的同村人。此人说确有其事,就在公安局办理手续。这回简单,公安局、粮食局跑了一圈,手续全部办妥,一家六口全转成商品粮户口。

吃上了商品粮,村里便把一家人的地收了。没地不要紧,可是没工作,没收入,拿什么买粮?有人给三性说,这事要找劳动局。找了几次,没结果。他不敢坐等下去,花五十块钱,买了台补鞋的机器。干脆摆上个摊子弄点收入。看街上那些修鞋摊子,营生蛮不错哩。

机子弄回家,三性把他的、赵晓华的、娃娃的破鞋收揽了一大堆,学着用机子补。三天后,守凤逢集,他带着机子上集了。

他选择供销社门口,作为安营下寨的地点,这里人多热闹。

摊子摆起来,围观的人多,补鞋的人少。山沟沟小地方,四邻八村的人大都认识,他又是个特殊人物,平日就招眼,这会儿见他弄来这么个洋玩意儿兜生意,看新奇的、取笑的都有。

有的让他讲机器原理,有的要摇一摇试试。有时挡都挡不住,旁边伸过一只手来抓住机器摇把就摇。他害怕把机器弄坏,两只胳膊紧紧护着机子。这样儿又逗得众人一阵哄笑。

到了后半晌,他才补了两双鞋,一双皮的,一双布的,挣了三毛钱。

挣的少点,不怕,慢慢来,往后活儿会越来越多。他这样想。守凤逢集,他都去,摊子摆在老地方。果然,找他补鞋的人慢慢多了,一集下来,有时挣块儿八角,有时挣到两块出头,看样子往后还能多挣点。

然而,他没有干多长时间。一次补皮鞋,刚轧了两针,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就坏了。哪儿也配不上这个零件。他和机器都只好闲呆在家里。

李三性意想不到的是,1985年冬,有消息传来,说政府要给他们这种人安排工作。消息不久得到证实。1986年春,他被安排到乡政府管灶,每月四十块钱工资,三个月试用期满,工资转为五十八赵晓华每月从乡政府领取四十六元生活费。

一家六口人,都搬到乡政府的院子里,和那些国家干部住到一块了。

一天黄昏,我看见赵晓华抱着孩子,站在乡政府院子外边的一个绿色草坡上,对着不远处那条夕阳涂染的小河痴痴地发呆。我向她走过去。

我以为她注视那条小河。河水很浅,露出白色的石头,浪花就在石头间跳来跳去,象一簇簇耀眼的星星在闪烁。待我走近,见她什么也没有注视,眼里是一种茫然空洞的神情。孩子在她怀里把头扭来扭去,用小手揪扯她的衣襟。看见我,小家伙笑了笑。

她毫不理会我走到她的身边,依然呆呆地站着。我想找话和她聊聊:

"你在看什么?"

没有回答。

"孩子多大了?"

没有回答。

"老抱着不累吗?"

还是没有回答。

看来要和她聊一聊是不可能的。但我禁不住仍然问下去。

"听说你唱歌不错,过去大家都喜欢听你唱歌,你还能回想起来吗?"

这次她把脸转向我,缓慢地瞥了我一眼,接着把脸慢慢地转过去,神情麻木如旧。

我极想试一试。

我小声地唱起那首《从北京到延安》。在Y县,我让几个知青给我唱过这首歌,我已经学会了她曾经那么伤情地歌唱过它,即是病后,在那个雨后高原的黄昏,也还放声唱过一次。这是一首她忘不了的歌。也许她会有点什么反应。

没有。

但我又细心地观察时,发现她似乎在认真地听,心里似乎略有所动。这是很难觉察的,但我相信我的判断。我决定继续试下去。

又唱了几首过去时代她可能唱过的歌。我越发相信她在专注地聆听。她的脸上有种平和安详的神情,与平素的呆痴板滞是不同的。当我刚刚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她神奇地开口说话了:"《小船》。"

让我们荡起双桨

我赶紧点头。她报出了这首歌的名字。

然而她并没有看我。她凝然不动,依旧望着前方不远的小河,孩子在她怀里拱来拱去,拱了一阵之后,抬起头来,小眼睛定定地看着母亲的脸。

我重新唱下去。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她在听。她唱过这首歌。好多在五十年代度过童年时光的人,都唱过这首歌。它能勾起人们多少充满诗意的回想啊!

哦,童年!童年!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忘的童年。她的童年生活一定是甜美的。北海荡舟,草地上游戏,牵着妈妈的手去逛动物园,排着队伍、唱着歌儿,和老师同学一起郊游…

也许这是童年生活里平平常常的片断,然而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片断会变成多么美好的记忆啊!

她想起什么来了吗?她的童年,她的过去,在她脑海里是否存在?

小船儿轻轻,

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

她一直在静静地听。

夕阳渐渐被西边的山头遮掩,晚霞在山顶燃烧。风轻轻地吹,是凉爽的风。可我心头有一股热辣辣的风掠过。

不远处的一片菜地里,一个男孩在追逐一只小猪。小猪和他兜圈子,怎么也从菜地里赶不出去。夕阳的余辉勾勒出小孩身体的轮廓,裸露的小光腿很快地跑动着。小孩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呼喊,不时猫下腰,从地上拣起土块向小猪掷去。

我认出这是赵晓华的大儿子明望。这时从乡政府院子旁的斜坡上,传来李三性的喊声,他叮嘱明望把小猪赶出菜地就行了,不要打人家的猪。他提着一只桶,叮嘱完一颠一颠地走了。铁桶在他身体的一侧闪烁着黯淡的微光。

我收回目光,又望着眼前的赵晓华。

我为她祈祷。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世纪讲堂》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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