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没有那些强烈的外来刺激，赵晓华也许会健康地生活下去。即便在她的体内潜藏着母亲的遗传因子，那因子也可能处于沉睡状态。它已经沉睡了近20年，也许会沉睡30年50年，也许终生都不会苏酲。可是。极度的抑郁焦虑把那可怕的魔鬼唤酲了，它开始残酷无情的摧残她的神智。
开始她喜欢到处不停地乱跑，嘴里嘟嘟囔囔，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我妈病了，我要回北京。我妈病了，我要回北京"。再就是唱歌。一个人常常坐在小窑洞的门口唱。她唱的是一首知青创作填词的歌曲。这首歌在北京知青中流传很广泛，歌词直白，但曲调(借用一首苏联歌曲的曲调)异常哀惋，它几乎成了北京插队知青的队歌：
知青歌曲《从北京到延安》
从北京到廷安，
路途多遥远。
离开了家乡，
告别了父母，
生活多么悲惨。
有一天晚上我做梦，
回到了妈妈身边，
妈妈抚摸着我，
泪水洒在我胸前…
赵晓华唱这首歌时没有任何表情，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跟念诵差不多，在她痴呆呆的眼睛里，却蓄满一眶泪水。她仿佛只是为了给自己听，唱得声音不大，但是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似乎在她唱过的众多歌曲中，存留在记忆中的唯有这一首了。
那些平素非常喜欢听她唱歌的老乡，如今再也不忍心去听她的歌声。她的歌听了教人心酸。
后来，她的言语、动作和行为慢慢减少，举止变得缓慢而笨拙。她不再理睬别人，对于别人的问话也不闻不答。但是她还唱歌，唱那首"从北京到延安，路途多遥远。"不过声音更小，更不成调儿。再后来，她的歌声便哑了。
在守凤乡的院子里，我看见两个孩子正在土地上玩耍。孩子穿得又脏又破烂，一个大点的脱了一只鞋，往鞋壳里装土，然后再把土倒进一个破塑料袋里。身旁一个小点的侧匐在地上，嘴里噙着一根葱叶，对着地上噗噗乱吹。有人告诉我那是赵晓华的孩子，老大和老二。
赵晓华现在已有四个孩子，老大是男孩子，已经十一岁，但生得又瘦又小，看去最多八九岁。老二是女子，我差点认成了小子。在我注意这兄妹的当儿，那老大嘴里失声喊了句什么，扬起胳膊，将装满黄土的塑料袋扔向远处，一溜烟跑了。老二从地上爬起来，地上的黄土兜进裤腿里扑簌簌从裤裆腿直往下溜，急急忙忙去追哥哥。
赵晓华的婚姻，是一个畸型的组合。
她的丈夫李三性，是个身高不到一米五、一条腿有严重残疾的四十多岁的男人。
我来后，想见见他，和他聊聊，可是他总躲着我，几次请人和他约好，到时候我去了，扑了空。开始我很纳闷，不明白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过去他常打赵晓华，听说我是省上来的，以为我要调查打赵晓华的事，所以怕得不行。赵晓华是他的婆姨，但更重要的还是知青，知青是不能随便动一手指头的，过去村子里的许多事情，都向他提示着这点。
我不再相约，径直去他家找他。
见到我他有点慌乱，让座让茶，客套当中，不时偷偷拿睛瞟我。直到我说明来意，他才稍稍稳住了神。
我让他讲讲有关赵晓华和他们生活的情况，他又误解了。以为我是来调查知青生活状况，准备研究补助或解决什么问题，于是马上发牢骚，诉苦。他坐在一只小矮凳上，脸上现出一副忿然不平的样子，歪着脑袋哼了一声。"不管天东地西，知青下乡，是毛XX的号召。可是搞一搞就没人管了。我婆姨看病的药费还没报哩。四个娃娃，一家六口人，困难大着哩……"
他大约意识到自己有一张很硬的王牌，这就是他是知青家属，有权利发牢骚，有权利抱怨，有权利要求政府特殊对待他和他的家庭。望着这个又瘦又小、头发有些花白的男人，我的心里隐隐涌起一阵痛楚。
1970年冬，赵晓华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生活几乎都难以自理了，去河里洗衣服，衣服往水里一扔，她便呆呆地站定，水把衣服早冲走，她仍木偶般地站在那里发呆。上厕所，走到厕所门口，一只脚踏上台阶，突然站住不动了，仿佛被一个无形的机关固定在那里，一个姿势一直可以站一两个小时。不梳头，不洗脸，也很少做饭，看见什么吃什么。一次村里有人见她攥着一把什么东西，一粒一粒塞进嘴里咀嚼，要起来一看，竟是花椒！她那孔小窑里又脏又乱，别人很难插进脚。村子里的知青，不再与她来往，大家象逃避瘟疫似的，远远地躲着她。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大雪覆盖了高原，四野茫茫，天地间的一切都隐蔽起来。烧火无柴，吃水无人担，赵晓华黑天白天都躺在窑里，饿了吃点炒得半不生熟的玉米粒，渴了吃窑外的雪，村子里的老乡看着不忍心，便有人给她送点糊糊米黄(一种包谷面与小米面混合摊成的饼子)，端碗杂豆粥。正月初二，村里一个老汉在硷畔上闲转，见赵晓华的窑洞里烟火动静俱无，便走进去探视。只见赵晓华躺在冰冷的炕上，锅台上一个黑瓦盆里盛了几疙瘩醋糟，一只碗里盛着雪。老汉鼻根一酸，去找支书，支书来看了看，又将队长、党团员叫到一块商量，决定村子里挨家挨户轮流给赵晓华管饭，一家一天，每户再给赵晓华一捆柴禾。此后，赵晓华总算能吃上熟饭、喝上开水、睡上热炕上。
夏天割罢麦，县委书记来大队蹲点，听说里沟有个知青病了，便到村里来看望。
"赵晓华，县委书记来看你。"队长说。
赵晓华坐在窑门外一块石头上，正给一只又脏又烂的黄胶鞋穿鞋带。鞋带是用几绺麻胚子松松散散捻成的，头儿开花，怎么也穿不到鞋眼里去。她不急，也不明白要把绳头儿搓紧，久久地继续着她那僵硬迟缓的动作。对于队长的话她毫无反应。
"赵晓华，这是县委书记，是专门来看望你的。"队长又说。
赵晓华抬起直勾勾的眼光，瞥了队长一眼，又专心致志地去穿鞋带。
县委书记叹口气，走了。
几天后，县知青办来人，让队长把赵晓华送到县上去治疗，治疗的同时，县上和北京有关方面联系，要将赵晓华病退回京。北京不接收，而县上又治不好赵晓华的病，于是，这位对什么也浑然不觉的姑娘在辗转于延安西安许多医院以后，又被送回村子里。
赵晓华成了村里的一个负担，尤其成了队干部的一个负担。他们不能不管他，又不知该怎样照管。踌躇中，一个主意想出来：给她找个人家，谁愿意娶她去做婆姨，就来照管她。
先是给村里一个小伙说。小伙子是个罗锅腰，年龄不小了，直娶不下婆姨。小伙子没有同意。村干部又想到李三性。
李三性六岁时母亲便去世，跟着父亲长大。八九岁时，和帮小孩子玩耍摔跤，跌了一下，不知怎么就落下了腿疼的毛病。时间不长，左边大腿上生了疮，先是一个，随后带出三个来，疮好后，腿上的筋就弯曲了，人成了跛子。
三性读过初中，会打算盘，在队里干不成重体力劳动，便时而当会计，时而在哪个工地管管灶。倒也能养活自个。可怜的是，直到三十大几，他还没有成家。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他的老父亲央告过许多人，给附近村子那些常说媒的人提过点心包包，送过羊肉烟叶子，希望给三性说上个婆姨，不少人给鼓过不少劲，但庄稼人靠身板吃饭，健康强壮的好男人还有打光棍的，何况一个残废人？
在李三性对娶妻成家彻底绝望之后，村干部来给他说赵晓华。他的心动了。
不错，她是个疯子，但她是个女人。他需要女人，有了女人。他就能够组成一个家庭。啊，家庭！家庭！建立一个家庭他盼了多少年！那怕这是一个最倒霉、最不景气的家哩。人到哪步田地说哪种话。总要把香火续下去，没有什么要他来挑拣的。行，我跟她过。
请示公社，公社同意。于是，赵晓华便算一个有主家的人了。
不可能举行什么仪式。天黑前，村里一个老婆把赵晓华的被子抱进三性的窑里，赵晓华又抱了回去。她好象有点点明白眼前的事情，呆呆的眼神里有种惊恐的神情。村里的老婆连说带哄，劝她到三性家去，她抱紧被子坐在墙角不动弹。
她害怕什么？她能对自身眼前的处境和李三性这个人给以明确的判断吧?不知道。也许她害怕的是事情本身。古往今来人类男男女女重复不绝奉行的事情，在她瘫痪的意识的深层，也许仍然秘密地保留着某种印象。虽然麻木不仁，但本能逼她做出反应。这是一种神秘的赵惧，而病态无疑加深了这种恐惧。
村里人见劝说不下，一些妇女便连拉带扯，把赵晓华硬送到三性家。
这天夜里，村里的近邻听见李三性家的窑里传出剌耳的哭叫声。人们说那不象人的声音，象是从动物的嘴里发出来的。
第二天一大早，赵晓华就跑了。谁也不知道她跑到什么地方。三性一家人分头寻找。公社，邻近几个村子找遍，不见人影。三性坐一辆手扶又去县上寻，寻了一圈，依然没有找见。回来时路过老苇沟，三性意外地发现，赵晓华呆呆地坐在荒沟里一块石头上，一只鞋丢了，腿上被什么东西划破了一块，血流到脚面上，已经结了痂。
以后赵晓华还是不断地跑，每次都弄得李三性到处乱找。找回来忍不住便打。打过之后，三性又长嘘短叹，不知往后的日子该怎样过。
可怜的人哟！日子是什么？就是这经久不息动物般地追逐和制服么?就是这悬在心尖的希冀一次次打碎仍抓住不放么？就是人世间那种最简单最本能的要求么？
婚后数月，在一次暴雨袭击高原的时候，赵晓华站在电闪雷鸣的滂沱大雨里，家里人怎么把她也拉不回去。她垂手恭立，头发、衣服被雨浇透，脸颊象纸一样苍白。她似乎在思索，又似乎在祈祷，样子看去叫人由不得打激冷。雨后，她从窑院的角落摘了片蓖麻叶子，用嘴吮着沾在上边的雨水，慢慢地到硷畔上。其时天近黄昏，天空碧蓝，落日如血，高原沐浴在一片神奇的玫瑰红里。她披头散发，对着落日站定。呆呆地站立了好久。当血阳留下最后一缕光辉的时候，她令人震惊地开口歌唱了。先是嗓子眼里发出一种声音，一种含混、奇怪、难听的声音。渐渐、声音起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同时也越来越剌激人心。是那首歌。村子里许多人都听见了，是那首揪心扯肺的《从北京到延安》。
从北京到廷安，
路途多遥远。
离开了家乡，
告别了父母，
生活多么悲惨。
有一天晚上我做梦，
回到了妈妈身边……
她再也唱不出那动听的旋律，表达不出那丰富复杂的感情了。她的歌声干涩，生硬，直戳戳象棍子一样。可是里沟村听见这歌声的人，都为之震撼。人们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哑了很久的歌喉又发出声音，是病情好转，抑或是更加厉害了？她那浑浑噩噩的心里在想什么？
在高原的雨后，在黄昏降临的时候，她唱了好久。她好象在举行告别演唱，那天之后，她的歌声便永远哑了。
守凤乡党委书记程昭义，是一位北京知青。这位研究员的儿子、原北航附中的高材生，同一位当地农民姑娘结婚，便也留在陕北高原扎根了。他对赵晓华很关照，几年前，他刚一上任，就赶到里沟村去看望赵晓华，此后常想方设法给赵晓华以照顾。程昭义至今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赵晓华的情景。他一开口说话，赵晓华便判断出他是北京知青，她对口音仍然保持着分辨能力。她怔怔地看了他一会，突然问："你也没有回去？"其时北京知青在陕北已所剩无多。她显然清楚这一点。程昭义问："你还想着回去吗？"她不回答，脸上又露出呆漠的表情。程昭义告别时，她缓缓走到柜子前，打开盖，抓出两把核桃，递给程昭义。程昭义不要，她目光直直地盯着他，执着地说："给娃吃。"
我和程昭义曾经讨论过赵晓华的遭遇。这位乡党委书记对事情有着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赵晓华的悲剧也许是她对其人生旅途更大悲剧的一种逃遁或者适应。"正常人必须接受正常的生活。"他说，"生活已经不正常了，被铁锤打碎了了。生活得了神经病，如果还要人用正常的神经去应付，那就更痛苦。而如今，对于赵晓华自身感觉世界来说，再没有什么不幸可言了。"他的话里，透出一股黑色幽默的味道。他是用平淡、郑重的语调说的。他认为赵晓华嫁给李三性，是一种无法逃避、也是一种较为合适的选择。"从理论上讲，我们的社会，应当全部承担起照料赵晓华的责任，可是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一场动乱留下的后遗症太多太多，赵晓华的不幸在社会的病历卡上难以记载上去。她嫁给李三性，不过是获得了一个生命的寄存方式，可是除了生命，如今她还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所以说这也就行了。"
这番话，听得我心里冷气森森。
赵晓华为李家生下第一个男孩后，李三性，还有他七十岁的老父亲，简直高兴得不得了。一个残废人，几乎连婆姨讨不上，如今有了根苗，香火有人接续了，这比什么都值得庆贺。
家里不算热闹，却郑重其事地给孩子做了弥月仪式。孩子取名叫李明望。明天有希望，明天有盼头，是三性的老父亲给取的。这是一个善良的老人，对赵晓华很好。他知道赵晓华虽说是疯子，可也是个人，是自己的亲人。他不允许村里的娃娃嘲弄欺侮赵晓华，也不允许李三性对她动手动脚。现在，她给他把孙子养上，他更加注意保护她了。
有了儿子，对李三性是个巨大的鼓舞。他心里陡然生出一种男子汉的豪壮之气，决心要把日子变个样儿。他那样的身体，在队里只能干点轻省活，工分挣得很少。
他找到队长，要求替队里拦羊。
拦羊的活不重，但是操心，还要翻沟爬坡到处跑。队长不放心把羊交给他。他立下字据：羊丢了，或从崖上跌下摔死，他赔。队长说：人哩？你跌下去咋办？他说不让队上负责把这活儿争到手，见日头他都有工分了。他开始变得贪心起来，一边拦羊，一边挖药材，有时甚至用他那不得劲的腿攀到半崖去挖，他想攒钱再掏两孔窑。他住的窑还是老父亲手里掏的，已经破败不堪了。冬季到来之前，他已给家里砍了不少柴。他一背一背从山梁子上背回家。一走一跛，柴捆子在他背上摇来晃去，弄不好会把他摇到沟里去，他不在乎。他狠了心，要把日子弄出个样样来。
村里有人跟他打趣："三性，不要命啦！干得这么凶想当老财呀？"
李三性笑笑，说："想当啥老财哩！你没瞅瞅，屁股后头坠了个跤裆里挂铃的，几年蹿起来，不置点家底拿啥应付嘛！"
有了孩子，他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之情。他的话里，有意要显示自己的自豪。
还有一件事情让他感到欣慰：有了孩子以后，赵晓华再也不往外跑了。她知道疼爱儿子。她不会侍弄那个小家伙，不知道喂奶，不知道对付孩子的拉屎尿尿。孩子哭了，她的脸上有种惊慌的神色，但不知道如何去做。尽管如此，母性的本能依然在她身上表现得很充分。她常常盯着孩子的脸蛋一个人笑。那笑容是呆呆的，却透出真诚。村里的婆姨女子来家里里，她从炕上抱起孩子，让人家看。人家夸孩子长得亲，她会随声附合："亲着哩。"或者不说话，但脸上一定现出那呆呆的却又是真诚的笑容。
患病后，她和北京家里的联系就断绝了。那个唯一写信和她联系的哥哥，在她患病后不久，因急性肺炎死于医院。本来不会死的，他去医院太晚了，耽误了治疗。据人讲，死前，家里人他谁也没有提起，只是不停地念叨远在陕北插队的妹妹的名字。他知道妹妹得了病，原打算到陕北看望妹妹。父亲依然被关押着。家中那个烂摊子全凭两个弟弟支撑。赵晓华不知道哥哥的去世，不知道家中的一切。她再也不需要知道了。
李三性开始教她干点家务。别人给孩子送来一些烂衣裳，三性把针线拿给她，她就补起来。动作僵硬迟缓，但针脚密密匝匝，好象生怕补缀得不结实似的她会擀面，会蒸馍，只是必须由三性把面给她盛好，要不有时做的饭刚够一个人吃，有时多得剩好多。当然，要她干家务，仅仅是凑合，她那突出而奇怪的毛病不论在干什么时都会出现，比如蒸馍时，笼搭到锅上，她应该去烧火，但她突然犹如一架挂钟停摆一样，中止了一切动作，以一种凝固不变的姿势站在锅台前，一站老半天，有时直站到三性回家吃饭的时候。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的轮子也许就这样的长久地转下去。
她依然是个精神病患者。
但她偶尔流露的近似于正常人的感情，给李三性带来线希望：她的病也许有治，他想试一试。
结果，他领着她，还有几个陪同，到北京走了一圈。
李三性领赵晓华去北京看病，在当地流传着许多笑话。我采访期间，便有人给我讲过这些笑话。有人说他在北京摸不着东南西北，不光差点把婆姨丢了，也差点把自个丢了。有人说他见了警察，吓得就跑，还有人说他在北京找不见厕所，憋得乱打转，好不容易找见了，却尿不出来见人家厕所干干净净，不敢尿。这些笑话颇多揶揄成份，我听后却笑不出来。李三性给我讲过他去北京为赵晓华治病的过程，我知道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我听他叙述的时候，心里一直翻腾着一种酸溜溜的感觉。
下边记录的，便是李三性对我的讲述。
1978年，县上没有多少知青了，知青办要撤。当时知青办还有些资金，研究干啥用，正好我找上门，说要给赵晓华看病人家同意了。
去哪里看？西安、延安都治过，治不好，知青办张主任说干脆去北京。我一听心里蛮高兴，北京大医院多，说不定能治赵晓华的病哩。
回到家，我就给赵晓华家里写信，让他们给联系个医院，我没有和她家通过信，地址是从很早以前她哥给她写信的信封上抄下的。那些信赵晓华乱撂，我替她保藏了一封。隔些日子，来了回信，是她大弟写的，说北医三院能治那病。她大弟信上还说他爸可能要减刑提前释放，组织上去家里了解过情况。
收到这封信，我就作动身的准备，能早点去就早点去。我心里发急，可县上的事情一直办不好。说是给钱，钱却拿不出来，知青办一时半时又撤不了了。不过人家没封口，说病还是要看的。这一推就推到了第二年冬。穿上棉衣的时候，县上捎话来，叫我赶紧准备我把啥都收拾好了，右等右等，又等不住，我去县上问，才知道知青办还要派人去，但是派谁定不下来。回到家里，我把蒸好路上要带的馍掰成馍蛋晾起来，不晾就坏了。家里白面不多，看来还得蒸一次馍。
快过阴历年的时候，县上把人定下来，是知青办张主任带一个人跟我们去，还是坐飞机去。我高兴得不得了。咱陕北山沟沟人，进趟北京城就不简单了，如今倒是要坐上飞机飞进北京城，一辈子再甭想有第二回了。
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二女子，才几个月。两个娃娃都要带上。我给赵晓华说要回北京给她治病，她听见跟没听见一样，不理会。我看她把啥都丢到脑后了，啥都不在乎了。我给她家里带了一口袋红枣，一口袋核桃，还有一口袋小米。背上这些东西我领一个娃，她抱一个娃，先到县上，再跟张主任和一个姓杨的一块，搭车到了延安。延安有通北京的飞机。
上了飞机，我就头晕，飞机一飞起来晕得更厉害。心里也害怕，怕飞机猛一下栽下去。大小子明望不懂啥，一坐上飞机只是高兴。赵晓华还是老样子，跟坐在家里一样，看不出她难受，也看不出她觉不觉得新奇。那样儿你知道，跟木头人一样。
张主任和老杨坐在另一排位位上，抽着烟，不和我说话。我心里怕，不能给人家讲。
到北京是晚上九点多钟。汽车从机场把我们拉到一个地方就不管了，我们四处找旅馆。除了赵晓华，我们谁也没到过北京，可她跟个没知觉的人一样，你说走她就走，你说停她就停，一点点忙也帮不上。旅馆不少，都住满了，我们一直转到大栅栏，才在一个背胡同的小旅馆里住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