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在广东东莞大街小巷或厂房林立的工业区里，包括电子、皮革、缝纫、玩具厂在内的各类型的工厂都在招聘。需要10人，通常招20人。许多工厂降低年龄要求，只要身体健康，能干就行。工资也涨到每月5000到8000元，“上不封顶”。
据专做东莞工人中介服务的王超介绍，目前进厂的打工者平均年龄在22岁左右，只要肯干，先拿四五千块钱一个月，边干边学，等到当上技工师傅就能有个七八千块钱，前提是熬得住。
“只要员工在工厂能待10天以上，我的中介工作就算成功，但就算是这样，我经手的新员工进厂能干满1天的，还不到60%。”他说。
年轻人越来越不爱进工厂，甚至正在逃离工厂。他们的选择有很多，送外卖、快递员，甚至回到老家开个小店。
刘文平进厂打工已有8年，多次逃离又多次回去。挣钱只能靠加班，经常一两个月没有休息。在不断重复的工作里，他没有任何成长，意志越来越消沉。为了想挣脱这样的环境，几乎每干半年，就会离开工厂。
刘文平从2013年来到东莞，在工厂工作8年，9次提桶跑路，送过外卖、做过中介，还做自媒体。
在他们看来，工厂招不到人的根本原因还是待遇和管理问题。但是一些工厂宁愿长期空岗，也不愿意改变，旺季大量招人，淡季就辞退工人。
年轻人逃离工厂：一个月换十几家厂，每家就干两天
红色的水桶里塞满棉被，鼓鼓囊囊冒出来，水桶下垫着黑色行李袋，一起坐在小推车上。程波左手拉推车，右手推着一个及腰高的41寸行李箱，停驻在东莞虎门镇博头路的一家制衣缝纫厂门前，盯着卷帘门上的招聘信息，搜寻“临时工”三个字：“招临工，计件，月薪5000到10000元，上不封顶，包吃住。”
程波左手拉推车，右手推着及腰高的41寸行李箱，停驻在东莞虎门镇博头路的一家制衣缝纫厂门前，盯着卷帘门上的招聘信息。
程波是一名车位缝纫工，一直在找工作。他走进这家工厂，偌大的车间，上百台缝纫机只有不到十个工人在工作，缝纫机不停地发出嘎嘎的刺耳声音。一位女工告诉程波，去年疫情后，很多人就没有回来工作了。她把两片布块对齐放进缝纫机里，线轴上下转动，将丝线整齐细密地扎进衣服。
缝制一件公主裙，要完成抽褶、缝合、卷边三道工序，主管给出的计件工资是每件1元5角。程波摩挲面布、面纱、里布，考虑是否要留下。车间温度高，汗水浸湿他的后背。主管戴着口罩，眼神里却写满了不耐烦。
程波最终没有接下这份工作，提桶走了。“看一个工厂好不好，要看工作的人多不多，领导好不好。这里做裙子的工序复杂，1块5的价格有点低了。”
程波是一名车位缝纫工，偌大的车间，上百台缝纫机只有不到十个工人在工作，缝制一件公主裙，计件工资是每件1元5角。
这已经是两天半的时间里，程波面试过的第十份工作。他在上一家工厂做满一个月，结算工资的时候才发现工价被主管降低了，少拿了3000块的工资。因为怕重蹈覆辙，他找工作变得小心谨慎，而且只想找临时工。
“只要尝试做过临时工，没被坑过的，都会选择去做临时工而不是正式工。”王超在东莞经营着一家名为禾汇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劳务中介，他很能理解程波。他现在主要做临时工的服务，“一是方便结账拿钱走人，二是不用像正式工那样押一个月的工资。”
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再多待一天，吃住又是花销几十块，程波直接去火车站，坐车回老家了。这次离开奋斗过十来年的广东，他不会再回来。
“要提最红的桶，大吉大利。”东莞的打工娃刘文平说，他也离开工厂半年了，并且决定不再进厂。
据去年的《东莞市制造业人才发展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在东莞，有超过420万人从事制造业，无论是在钢筋森林的大型工业区，还是藏于巷子的小型作坊，工厂每天都在招工，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进厂。一些人也像程波、刘文平那样，选择逃离工厂。
水桶是每个工厂娃的必备品，他们把离开工厂戏谑地叫做“提桶跑路”。
刘文平身高1米6，圆脸、小眼睛、厚嘴唇，来自贵州山区，说普通话不分平翘舌和前后鼻音。他从2013年来到东莞，在工厂工作8年，9次提桶跑路。送过外卖、做过中介，还做自媒体。现在他住在东莞一个月230元的出租屋里，每天吃饭、睡觉、上网，对未来很迷茫。
他今年28岁，中学毕业、职高辍学，进厂8年，从电子厂的普工干到印刷厂的机器师傅，月薪从3000元到8000元。其间，他提桶跑路9次，在每一家工厂最多三个月、最长不过一年。
在中介王超看来，能在一家厂里待够三个月的刘文平，已经算踏实。频繁提桶跑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进工厂的常态。
东莞街头随处可见招聘信息，工时费普遍在15元到19元每小时。
今年春节后，王超16岁的侄子不愿意再继续上学，从老家重庆到东莞打工，王超负责给侄子找工作。侄子一个月就换了十几个厂，每个厂干两天就离开。他服务的一个21岁的广东小伙，4月初进厂工作仅一周，就找王超借了两百块，然后离开工厂，失联了。
王超发现，因为年轻工人的不断流失，一些大的工厂工人断层严重，班组工人编号从一千多号，一下就到四五千号——中间是走掉的，前面几个是十几年的老员工，后面的就是从技校合作签来的学生工。
最底层的“白菜价”的学生实习工是目前最好招的，每年的暑假，大批从技校来的学生工，被一辆辆的大巴车拉到工厂，他们每天固定工作10个小时，从早晨7点做到晚上8点，一个月不休息，到手还不到4000块钱。
“现在年轻人都比较浮躁，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如果没有班上了，一打父母电话，借点生活费，又过个几天。”王超说，很多工厂里只剩下两类人，一是来了刚出社会寻求过渡的年轻人，干几个月就走；二是已经结婚的三四十岁的，上有老下有小，不敢失业，进工厂求的是稳定。
每天工作12小时，站着都能睡着，还要被克扣工资
2012年，刘文平初中毕业。他在家中排老二，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因为家里贫困，大哥中学毕业就出门打工，把机会让给弟妹。刘文平成绩不好，也没有继续读高中，问母亲要了1000块钱，第一次坐火车到重庆，去了万州的一家职业学校读书，想着将来可以靠打工供自己读书。
读了半年，刘文平却发现在这家职业学校完全学不到知识或者技能。身边同学都是因为成绩不好才来的，天天打架抽烟混日子，不仅没有学习氛围，考试还被老师鼓励花钱买答案。每一届学生毕业，都被学校安排进工厂打工，学校还收取中介费用。
2012年下半年，刘文平进入一个日本马达工厂勤工俭学。他在流水线上做测试工作，工价是每小时9元5角，一个月的工资到手2000多块钱。
他想着，既然迟早都是干流水线，何必费劲读几年书，于是直接辍学，去了哥哥在的东莞找工作。
2013年，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是1310元一个月，这也是东莞绝大多数工厂的底薪。彼时，东莞已经是全世界电子制造业最大基地，号称“东莞塞车，世界缺货”，电子厂是很多学历不高、又没技术的年轻人的进厂首选。
刘文平也跟着老乡一起，进了一个电子厂当普工，负责组装手机屏幕上的亮度灯。一个小时10元钱，两班倒，白班是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夜班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他第一次体会到“站着都能睡着”。
东莞打工者租住的宿舍，外观已经颇为破旧。
传送带不断运输零件，刘文平双手机械地重复组装，耳朵里是无休止的机器轰鸣声，他觉得大脑空白，手练到条件反射。一天工作10个钟头，没空和旁人交流，照做、执行，他跟着传输带一起，仿佛一起成为一个机器。
在工厂里，所有时间都被严格切割。早8点到晚8点，每2个小时休息10分钟，中午12点到1点是吃饭时间，有的工厂大，车间离食堂远，跑得慢，到了食堂还要排长队。吃完饭回到车间，趴在机器上或者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又要接着开始干活。
工人上班是白班、夜班两班倒，流水线则是日夜不停，夜班要通宵，加5块钱，不愿意干就得走人。每天都很累，回到宿舍只想躺着。
上班时间要上厕所，就要请线长来顶上。一条线十几个人，只有一个线长，所以工人上厕所也要小心翼翼。小号5分钟，大号10分钟，每个人有次数限定，并且要登记在本子上。
干了不到一年，刘文平提桶跑路。他想找别的工作，但是学历拿不出手。从工厂里出去，他还是像刚毕业的中学生进入社会一样，什么也不会，整个人没有自信，比以前更加内向，找不到比工厂工人更好的工作。
眼看着钱快花完了，刘文平又进入一家电子厂，干了一年。2016年，他再次提桶跑路，换去了一家印刷厂做普工，每天插充电器的纸盒子，还是像以前的电子厂一样，做机械的重复性工作。
在工厂里，老板用 upph（单位人事产能）来衡量员工工作绩效，充斥着比速度的氛围，直到达到人的极限。刘文平每天折上万个装充电器的纸盒子，手指磨得起了水疱，他仍然不断调整拇指方向、胳膊幅度，希望能加快速度。“但你干活的手速快，流水线调的速度更快，你闷着干，领班也拼了命地催。”
一切都没有尽头。他要和自己比，前一天做了9000个，第二天就要做10000个；要和同事比，如果有人做得更多，就要超过旁人。每天晚上，线长都要开会做总结，不留余地地当众批评做得慢的工人。
刘文平虽然没有被坑过，但一些朋友告诉他，发工资的时候和最初的预期差别很大。虽然很多工厂招聘写着，普工月薪3500元至9000元，组长月薪4000元至10000元，上不封顶。但老板会找各种理由克扣工资，比如迟到、不参加团建、业绩或者表现不好，一扣就是上百块。干了一个月，有人明明算的工资有8000块，到手却不到一半。
一些人不断离开工厂，“除了一堆游戏装备皮肤和会员卡，一身伤病，仅剩的住房公积金，还没开始就结束的情感，什么都没有。”一位离开工厂的人这样写道。
刘文平在印刷厂干了一年，又离开了。他每次走，都下定决心不再进厂。但是最后钱快花完了，找不到别的工作，还是只能回到工厂。
流水线的苦是看不到希望，学技术、做兼职、送外卖，但都失败了
“其实干流水线没有不苦的，不只是身体的苦，更大的苦是看不到希望。很多人想跳出工厂，却没有方向。”刘文平这样总结自己的工厂生活。
他刚来到东莞时，想要出人头地，但进入工厂，一眼就看到生活的尽头——厂子里有人做了一辈子，升到线长、组长，工资就比员工高几百块。不仅如此，他们因为常年熬夜、重复机械工作，黑眼圈深重，有人年纪轻轻就头发花白、活力尽丧。
刘文平很害怕自己以后也会成为那样，他开始寻求出路。用进厂第一个月的工资，他买了台电脑，学会电脑的基本操作，还有平面和动画设计、网站建设、基本的视频照片处理技术……他搭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网站，在上面写写自己的工厂生活，顺便结交一些朋友。
后来，刘文平又开始做优化网站，做 seo（搜索引擎优化）排名、挂广告赢利，帮一些小工厂创建网站、收取费用。2015年，他最多同时做过十几个网站，可以依靠这份兼职，离开工厂过生活。
但没过多久，他的网站就遭到攻击，导致广告联盟封禁账户，收入又变得不稳定，他不得不再度回到工厂。
在厂里，他也遇到过很多努力的人。有一个在工厂多年的工友每天都干活积极，甚至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也在干。后来厂里线长的职位空缺，他以为自己能上，却由一个刚进厂的、和组长关系好的年轻人顶上了。工友一蹶不振，干活儿也慢了，组长开始因为各种小事找他茬，他没过多久就离开了。
刘文平看过太多普工被淘汰的例子，于是他努力从普工干到了技术岗位。进入一家印刷厂后，老乡把他从流水线调到机台上做学徒。一个工厂往往只有一两台机器，对应一两个师傅。师傅教会徒弟师傅就会被淘汰，所以除了关系好的，师傅一般不会教人。刘文平一开始在旁边偷偷学，下班的时候整理好材料、调好机器，师傅上班了直接操作，他就有机会跟着学。时间久了，师傅看他勤快，也愿意说几句。
别人一个月就学会的机器操作，刘文平学了几个月，终于在2017年能够操作机器了。他提桶跑路换了个厂子，成为操作机器的师傅。这时候，他已经能拿到8000多一个月的工资。
新进的印刷工厂，却在半年里就倒闭了。这家印刷厂原本是一家小厂，老板接到一个大订单，于是扩大规模，买入新设备，员工也从几个人增加到十几人，但很快就因为资金周转不开，只能裁员，先裁掉做饭的阿姨，换成老板的老爸来做饭，然后裁掉普工，最后就到了操机师傅刘文平。
在离开工厂后，刘文平送过外卖。但意外不断，有时候剐蹭到别人的车，有时候车被交警扣了。
送外卖成为一些不愿进工厂的年轻人的选择，但这条路并不好走。图为东莞市街头的外卖员。
有一次凌晨送餐赶时间，加上路灯昏暗，他一个没注意，连车带人栽进了坑里，手掌和胳膊都擦出了血，送的饮料洒了一地，烧鸡摔出去老远。按照外卖平台的规定，他只能自己赔钱。小伤舍不得去医院，刘文平回家清理伤口，为了减少些损失，他把摔坏的外卖吃了，边吃边苦笑。
前些年，他靠打工存了一些钱，听一位网友的建议，买虚拟币和资金盘，每个月都投工资进去，却遇到诈骗公司，40000多元的积蓄全亏了。
因为没钱，他三年都没脸回家，也不敢告诉父母。去年国庆节假期，刘文平终于回家了，他一边装修家里的老房子，一边和一位带孩子的离异妇女相亲，却被对方拒绝了。
无解的结构性用工荒，真要用机器取代工人？
“普工一个月4500-5000块，只要能做就行，50来岁的都接受。”这是彭晓军的鞋厂开出的招聘信息。他的鞋厂位于东莞道窖工业区，北靠广州，成立十几年，主要做鞋底的橡胶和中底工序。
彭晓军记得，十多年前，两三千元的工资招年轻人根本不是问题。那时候，沿海城市的市区居民90%的人都是工人子弟，年轻人要想进个好的工厂，还得托熟人请客送礼；一些大工厂有各种面试考试，对性别、年龄，甚至是省份和民族都有要求，还有些厂连染发、文身、指甲长的员工都不要。
2014年左右，东莞出现招工荒，一些厂子虽然调高了工人工资、更换厂址，但用工荒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一直没有改善。
现在，每天都有朋友的厂子倒闭消息传来，彭晓军感叹老板不好当。他的厂子里，一共有100来号工人，员工基本上都是40岁上下的，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稳定。然而，这些老员工奋斗的动力，就是子女不要再进厂当工人。
“家里就一两个小孩，都是宝贝。所以小孩都不想进厂，有的来了干几天，一两个月就走了。”彭晓军工厂的行政主管说，他家里也只有一个孩子，不会愿意让孩子进工厂。
去年疫情，订单和收入都不稳定，彭晓军的工厂没有更新设备，但今后用机器替换人力是必然的趋势。通常来说，一台机器几十万元，能取代两个熟练工，原来两个工人要做一天的量，一台机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而为了招到人，像彭晓军这样的工厂管理人员，越来越倾向于和用工中介合作。中介夹在工厂、工人中间，更能瞥见结构性招工难下，一些难以调和的问题。
东莞街头随处可见招聘信息，工时费普遍在15元到19元每小时。
上文提到过的王超的中介公司，就属于分包公司。一边，王超把工人对接到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公司签有多家工厂，哪里缺人就送哪里去；另一边，他跟员工签临时协议，约定做满工期，按工价拿工资。
工人每小时的工作，中介都能拿到提成。当中介从工厂或劳务派遣公司接单出来，比如工厂本来给20元一个小时，转几手，中介抽一元或五角，劳务派遣公司再抽去一点，层层分包，到工人手里可能就是17元一个钟。
入行近四年来，王超见证了成百上千次提桶，离开和回来。有人从他一入行就跟着他干，稳定地能在一个工厂干上一年多。也有“三和大神”类似的人，对方没有微信，没有手机卡，平时从来不和他联系，等到发工资的那天，会想尽办法找个地方连上 Wi-Fi，用支付宝发消息要工资，2000块钱可以用半年。
王超认为，工厂不是招不到人，而是舍不得提高待遇，缺少熟练工和苦工种。“比如，虽然招聘启示上写着每月工资8000元，但实际上到手就四五千块。又比如，员工提意见，每天到晚上一两点的加班时间太长了，你工厂不改，哪怕临时工去了也会走。一些厂子一个小时只给14块钱，别人给18块钱，那肯定工人要去18块那里。”
虽然年轻人不好安排了，但王超并没有感觉到用工荒，新生劳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地来到东莞。在接受采访期间，一个微信语音电话匆忙打进来，是4月初不辞而别的广东河源小伙。他从工厂离开失联近一个月，现在突然又回来要找工作，还带来两个朋友，一个是2003年出生的弟弟，一个是还没满16岁的表妹。他希望王超帮他找找关系，三人一起进厂。
年轻人寻求机会进厂的时候，刘文平则在4月底又回到贵州深山里的老家。因为父母都不识字，也不会挂号，他要带着腿脚疼痛的妈妈，去七八十公里外的县城医院看病。他想着，忙完这一阵，还会回到东莞，也许会到工厂区附近开个贵州羊肉粉店，再试试能不能不进厂也可以在这里生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