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反送中”抗暴运动和2020年颁布《国安法》之后大镇压，不少人形容是香港的“终结游戏”（end game）。
但香港真的那么容易终结吗？当年对中共没有金融价值的新疆和西藏，被北京完全降伏实行一国一制的“终结游戏”，分别在1950年代初和1959年。事后看来，当时的所谓终结游戏，其实是漫长冲突的开始。这些冲突时而缓和走向地下，时而大爆发，同时也体现为越来越壮大，得到越来越多国际支持的海外运动，最近更成为引发各国对中政策大转移的导火线。
不少人指出中共在1989年开枪成功镇压民运之后，换来至今仍稳的高压统治。反对运动熄灭后，除了零星的个人维权外，无以为继。那么香港的反对运动，会不会步北京民运的后尘，在窒息中死亡呢？我们一直无法认清的一个事实，就是从北京之春到八九民运，真正推动不少民众和知识分子投入运动的，并非民主意识，而是一种要中国富强的民族主义强国意识。他们误以为自由民主才可让中国富强，所以投入了民主运动。当中共向大家证明靠威权铁腕和在国际上耍无赖也可以让中国富强，那些披着“民主”外衣的民族主义者，便纷纷成了极权政体与新中华帝国的辩护士。
这种以国家富强合理化国家暴力极权的意识，对汉族民族主义者十分有效，但对一开始便排斥汉民族主义身份，发展出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并追求自主甚至独立的维族人和西藏人，完全无效，这乃是强国越崛起，西藏与新疆的抵抗运动越蓬勃的原因之一。当年北京 奥运火炬在全球各地遇到藏人抗议，与陷入民族主义歇斯底里狂热的护圣火汉人发生冲突，并非偶然。
2019年的“反送中”抗暴运动，是更像1989年的北京民运，抑或是藏人维人的抵抗运动，大家心里有数。现在已经被禁的“光时”口号和《愿荣光归香港》体现的，正是香港作为一种政治意识的生成。这种意识一旦形成，像长大成人，可以压抑但不可逆转。今年的“六九”和“六一二”纪念日，香港在强大警力下纪念活动趋于寂静，但各地的海外香港人社群，却出现踊跃纪念，值得留意。
而《国安法》将会对香港的经济金融状况带来什么冲击？对中共与香港的既得利益带来什么损害？现在还言之尚早。香港著名KOL梁某与一些疑似民主派评论人，以及全球各地的中共友人，都不断强调香港在过去一年的房价与股价均上涨，没有崩盘，证明揽炒失败、美国制裁无用、《国安法》大法好。但这种讲法，既无知又短视。
中共施行《国安法》，引起香港外资紧张考虑撤离，也有大量中产正在和准备变卖资产移民。但这些出走刚好遇到美国联储局回应全球瘟疫危机的超级量宽，导致全球资产市场大淹水疯狂飙涨。2020年三月到2021年三月，全球增长最快的房市包括土耳其的百分之32、斯洛伐克的百分之16，美国的百分之13。同期香港只涨了百分之2.1，全球排名46，其实是十分糟糕，应该被视为警号。
而《国安法》与美国对港制裁的效力，恐怕难以在短时间显示出来。这就有如战争中的围城战——如果真的围城，就算有效，都需要很长时间等发动一方在城内人员撤离之后才能完成包围网；完成包围网之后，也要等一段时间，城内供应才会开始紧张。
2019至2020年香港的抗争与镇压，拉开了漫长冲突的序幕，结果是怎样，现在言之尚早，但肯定的是，任何人想在这场冲突取胜，耐性与韧力，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