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河北衡水中学张锡峰同学火了，他的演讲刷爆网络，里面一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里的白菜”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也成了巨大争议的焦点。
在张同学十几分钟有些激烈的演讲中，大致表达了几个关键点，那就是，他是穷人家的孩子，但不愿成为普通人，所以拼力读书，立志改命。有人从他演讲中，看到了追逐梦想的少年志气，但是也有人无法忍受张同学演讲中的愤怒和攻击。
从网民们的反馈来看，似乎批评的远多过赞同的。有网民说，看完演讲，感觉他是在有志气和走极端之间徘徊，不知道他未来的走向会怎样。也有人说，这不是简单的小人物的奋斗情怀，这里面隐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无情和残忍。还有评论说，从张同学的眼里看到了愤怒与不平。但是，这个不能赖他，需要反思的是衡水喊出的“为穷孩子改命”的鸡血式的口号和单一的价值观，但是，张同学对普通人的蔑视与不接受，非常令人担忧。
不过，张同学眼下还是十七、八岁的年纪，演讲也只能说是他当下的心态。我们这里不去评判张同学演讲观点的对错，因为很多时候是环境的不同造就了人的想法不同。但我们今天也想借着张同学的演讲，来谈一谈中国的教育环境和制度。
中国城乡的巨大差别根源在哪里？
看过张锡峰演讲视频的朋友，应该都会记住那一句，“乡下土猪要拱大城市白菜”的话。这句话，也直接点出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中共实行的户籍制度有城镇和农村的区别，这种城乡有别的户籍制，也造成了一种歧视性的等级划分。
张锡峰出生在中国农村，可能这种备受歧视的切身感受，也对他的世界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我们看到，在演讲中，张锡峰也特别提到了自己从农村到城市读书后，那种城市和农村，有钱和没钱的对比，而正是这种对比让他心里翻江倒海地想了很多，也让他觉得“寒门出贵子”这句话成了一句笑话。而这段演讲，听上去，也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怨愤和不甘。
那么，让一位高中男生，感受如此深刻的城乡差别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别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差异，但是在中国，城乡差别，更主要的是一种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设置。因为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首先面对的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封锁，在中共看来，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摆脱贫困落后，打破封锁，因此如何快速实现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就成为当时最为紧迫的战略问题。
于是，中共在建政后就实施了一系列固化城乡差异的制度，通过剥削农村和农民，来推动城市和工业化战略的快速发展。
比如：通过粮食供应制度和户籍制度，把农村人口捆绑在土地上，无法自由流动，为城乡二元结构奠定基础。
再有，通过农业税收和城乡产品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剥削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提供资金。我们这里简单提一下“剪刀差”，就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一百年前的苏共时期。
另外呢，就是城乡社会资源分配的极不平等，中共把绝大部分的财政支出用在城市上，社会福利制度只针对城市居民，而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到了1978年，中共开始搞改革开放，但是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东部沿海城市由于获得政策支持而发展迅速，然而，中西部农村则是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1978年以前，农村人口没有进入城市，但是在为城市提供农副产品。1978以后，农民、农村不但开始直接投资乡镇企业，还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成了主力军。
那么，中共实施了几十年的这种城乡不平等政策，导致了怎样的后果呢？
《彭博商业周刊》的一位资深记者写了一本书，叫做《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书里面提到，中国的农村人口依然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
书中201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将近3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6，比值超过2的国家只有三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城乡财富差距近年来也在严重扩大。在2005到2015年间，中国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但是，农村的财富积累年均增长率只有11%。
我们知道，去年底时，北京已经宣布中国全面脱贫了，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不过，李克强去年也说过，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
在2019年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曾经做过一个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4亿中国人中，月收入上万的只有854万人，占比是0.61%；这个月收入是指扣除个税和社保之后的可支配收入。月收入5,000到1万的占比是4.52%，反过来，也就是说，大约95%的人月收入是低于5,000元的，这里面，又有43%的人，也就是大约6亿人低于1,090元。而这6亿人中，有75%分布在农村，其中还有2.2亿人月收入低于500元。
之前，《日经新闻》曾有报导，在过去7年中，中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扩大了57%。报导中还提到，中国城市企业靠着雇用低薪民工实现成长，中国也因此变成“世界工厂”，中国乡村正在被当作“殖民地”，这种贫富差距不可能缩小。
也就是说，正是中共几十年来实施这种“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才造成了今天城乡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
没有这种巨大差距，也许张锡峰同学，也不会迫切发出“乡下土猪拱城市白菜”的言论了。不管是谁，都不应该仅仅因为贫穷就被歧视，但是，中共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让生长在农村的年轻人面对着更为艰难的人生选择，要么认命，要么就不得不奋力拼搏，出人头地去改变命运。一些人评论说张锡峰的演讲中，有自卑也有不平，但他的想法，也或许是代表了不少农村孩子的心声。但是，这样的人生观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切向“钱”看
张锡峰在演讲中提到，自己不想成为马路上随处可见的普通人。但现实是，普通人才是社会的主体，而且，“普通人”三个字，难道就是平庸和无趣的代名词吗？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切向钱看。而学校，也不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而是高考的机器。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只有学习好才能找到好工作、赚大钱、住豪宅。
就像张同学讲的，他身上背负着家族几代人的希望，穷人家的孩子想改命，就得奔着高考上个好大学。
中国的孩子们从牙牙学语开始，就在家长们的带领下，竞争“重点幼儿园”，一直到“重点大学”，承受的压力或许是世界之最。
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教育下，许多人不择手段，网上甚至有专门介绍高科技作弊方法的网站。几年前，大陆的《中国青年报》曾经花了7个月的时间，卧底调查了一个高考替考团伙，结果发现很多有替考需求的人，多数都是外省高官的秘书、亲信在给领导的孩子请替考。超过清华、北大的分数线，替考最高可拿到7万元。只要考过重点线，还会得到一台笔记本电脑。替考团伙的口号是，只针对高端人群，低端人群不做。
所以，处于社会底层的孩子从小面对的那种不公与艰难，或许对他们慢慢建立起的人生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