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林斯顿中国研究前客座教授余英时逝世，高龄九十有二。
余英时之去，有如80年代初沙特在法国逝世，对于有知识的人形成的震撼相若。但今日的中国和华人世界，却不是7、80年代的法国，因此余英时之去，虽享高寿，形成的震荡和寂寞，比起当年法国人举国同哀沙特，则更为悲凉。
余英时不但师从钱穆，研究中国儒学，而且目睹20世纪之乱，长期旅居美国，活过了民国前后的界限，目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精华的毁灭，又经历了全球化之下，西方高科技物质引起的世变。
余英时感于钱穆的遗志不但后继无人，一个结合中西文化精华的21世纪中国，更是遥遥无期。看余英时最后十年八载的心迹，更能体会老人家的痛苦。
余英时对中国儒家思想和历史，用功甚勤，治学极深。与其他的学问家如饶宗颐不同，余英时有融会贯通之力，更由中国的历史思想，对政治有尖锐而勇敢的见解。余英时为中国的病症，穷几十年探究药方，企图拯救国魂，实为精深博大，博古通今。
举例于万一：余先生对于“宋明理学”殊有研究。宋朝有朱熹，明朝有王阳明。一般将宋明两朝并列，并赞扬朱熹与王阳明振兴孔孟儒家的贡献。
但宋明理学与孔孟儒学有何不同？余英时指出：孔孟身处的时期是春秋，暴君帝国尚未出现。但一千多年之后到了北宋，孔孟思想即使能承传，是因为中国经过秦汉、隋唐，到了北宋，家天下的帝王政治已经稳固成形。而定位一尊的帝国政治是孔孟在生时，没有见过的局面。
因此，朱熹在宋代，结合了赵氏皇帝，家天下的结构，上瞻李唐的盛世，对于宋朝的帝王政治提出“内圣外王”的要求。
但这时因为宋代帝王历朝都比较开明，容得下士大夫的异见，因此宋朝的知识人胆敢以孔孟之道，向皇帝提出“内圣外王”的要求，也就是要求帝王要继承孔孟的儒家仁爱思想，做到勤政爱民。
但是经过蒙古人统治之后，朱元璋的明朝，对士大夫不但极尽羞辱之能事，还非常残酷。因此，到了王阳明出现，明代的读书人已经不敢以“内圣外王”来约束帝王统治者，而转向知识分子本身的心性修养。也就是说，不敢再碰“外王”。明朝的统治比宋朝赵性更残酷，明代的理学，比宋代有了更严苛的自我审查。
宋朝的官员，追求的是“得君行道”，亦即有一个贤良的皇帝，带头实践孔孟的道统。到了明朝，士大夫开始发现，这种道德要求，等同与虎谋皮。同样是帝皇统治，明朝比宋代更黑暗。
今日，学生对于中国文化，若只死背名词，即使知道“宋明理学”也没有用处。宋明本是不同的两代，理学又如何能一致？余英时是第一个将两个朝代不同的政治生态与中国的思想结合的人，他悟出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都不能与政治脱钩。
余英时教授因此是一个身处书房、但心胸却广开世界的学者，这一点令他有别于其他的书呆子。因此，30年来，余英时都很支持中国的民运与香港人的抗争，其理在此。
他是一个入世的思想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