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他说：“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他又问我会不会打麻将牌，我讲不会。由于家庭教育，从少年时代我就将打麻将牌和吸鸦片看成是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对之是十分厌恶。
他说：“不要看轻了麻将，牌是一百八十四张，要按自己手上的牌，桌上打出来的牌，别家打出来的牌路，来判断自己和每家的输赢趋势。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麻将的确是种战略游戏，毛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和麻将高手。但我想他优异的战略战术来自于《孙子兵法》、中国历史和《三国演义》。毛打麻将牌可不只是为了磨炼战技。原来打麻将固然是一种消遣，对毛来说，却也是一个调情的机会。牌桌上，手在和牌、摸牌、打牌，牌桌下却是用脚勾脚，用脚蹋脚，也在忙得一塌糊涂。
毛接着又说：“《红楼梦》这部书是封建社会的兴亡史，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的缩影。我从来不看小说，可是我看《红楼梦》。”
《红楼梦》这本小说我以前翻过，但是实在引不起兴趣，觉得书中的情节景象，距离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太远，所以往往只看一两页，就扔到一边去了。
《红楼梦》这部书的主题之一便是贾家的兴亡盛衰，还有当时社会的堕落。毛认为它是一本探讨中国封建制度之腐败和衰亡的奇书，但数百年来，中国人都把它当做贾宝玉个人的爱情悲剧故事。贾宝玉早年追求美丽的女性和感官逸乐，其实是他对社会家庭的反抗。他最后失败了，只好遁世去做和尚。后来我才知道，毛一贯以贾宝玉自居，以能左拥右抱为一大乐趣，“丰泽园”几乎成了当年的贾府。也正因为此后他的“后宫佳丽”越来越多，“争风吃醋”更使他飘然，更加以贾宝玉自居。毛这位反抗英雄跟我说：“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做和尚。”
毛那晚又说，中国的庞大人口应该归功于中医的发达。他说：“至于中医，你想想看，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经过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战争屠杀，到现在人口怕有了五亿多人了吧？有这么多的人，是西医的功劳吗？西医到中国，不过上百年。数千年来，老百姓就是靠中医。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把中医一笔抹杀呢？中国的书，只有佛经和中药书我没有读过。你读过医书吗？”
这可把我问倒了。虽然我的祖上都是中医，可是我没有想到中医对中国人会起这么大的作用。何况，在医生还没有出现的远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又怎样解释呢？
我说我试着读过张仲景的《伤寒论》，可是弄不清楚金木水火土的道理，读不懂，昏昏然不知道书上说的什么。
他大笑说：“阴阳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体内的生理和病理状态。我主张中西医结合，首先要让一些有根柢的西医学中医，老的中医也应该学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和病理学之类，要能用现代科学阐明中医的理论，也应该将一些古典的中医书翻译成现代语言，或者加注解说明，经过一段时间，总可以形成中西医结合起来的新医学，对世界会有贡献的。”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
是很怪。
他讲过以上的高论之后，又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门上面去看看，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他紧跟着又问我，孩子有多大了。我告诉他，已经是五岁。他说：“你把孩子也带上去，让他看看。”我说：“这可是不能办。上天安门的都是首长，我因为工作关系，可以上去，但是孩子可不能去。首长们的孩子都没有上去过，他怎么能去？何况他很调皮，又不懂事，惹出事来，找来麻烦，那么我可真成了众矢之的了。”他听后，笑着说：“那好，就这样办。你回去睡觉，我也要睡觉了。”
我回到南船坞宿舍，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钟，早就过了我每晚十点入睡的时间，娴还在等我。我将当晚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说：“看来，他的身体很好，并不需要什么经常性的治疗。我这个角色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清客。”
娴说：“不能急，开头只能照这样接近他。何况，看起来他对你的印象还不差。千万不要急。”
那晚是往后多次与毛彻夜长谈的开端。毛很孤独，很少见江青，也没有什么朋友。所谓“延安精神”不过是个神话罢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有时会来，但毛与他们之间的交谈只限于公文上的批阅往来，和不定期在“颐年堂”或毛所巡行的城市里，举行的会议讨论。毛和其他领导同志之间很少相互来往。他最亲近的人是那些年轻、知识水平很低的卫士。谈话范围自然有限。毛爱跟卫士们讨论他们的女友，面授机宜，还代为写情书。但毛无法跟卫士讨论他最有兴致的两个话题——中国历史和哲学。
因此我成了毛的清客。我读些毛推荐的史书和哲学书，和毛讨论上数小时成了每周的常规。由于失眠症，他睡眠极不规律。一天分二十四小时，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想睡时就睡，睡不着就找人谈话，或开会，或看书。时间对于他没有任何限制，也不起什么作用。
娴劝我不要急是对的，但事实证明要适应毛并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毛是个独裁者，我们这些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事事以他为中心。在毛的官闱中如果胆敢有自己的主张，无宁是自寻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