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
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2011）。
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
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画，林彪获得16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3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11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9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1件（何满子，2015）。
他们还经常成群结队一起扫荡“战利品”。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前，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这些行为又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紫禁城文物有何区别呢？
4.“文革”新贵们不只有物质和生活上的贪污腐化，他们跟任何时代的贪官污吏一样，大搞裙带关系，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青岛市教育局长蹿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之后又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所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都被火速提拔成为文化部长和副部长；王洪文当上中央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开名单，在中央要害部门安排人，他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83页）；谢富治夫人刘湘屏担任卫生部长、中央委员……
获得提拔的党羽们也像旧社会官僚一样，懂得投桃报李。马天水不断让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给予王洪文）等生活补助费，甚至还给王秀珍等专门拨发“妇女营养费”，王洪文1974年一年获得的特别补助就有4364元，大概相当于毛泽东11个月的工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发现保险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装着现金，都是上海一些机关偷偷给他的“生活补贴”，就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被周到的“照顾”，每月有15元（陈守信，2009）。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黄涛，每次进京都必须带着东西，先后带去200多块高档手表孝敬给张春桥。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特意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席50多桌，收获了大量当时最奢侈的礼品，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页）。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们，趣味和行为跟他们天天嘲讽的封建帝修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仅仅掌握了八九年的权力，就腐化至此，如果让他们坐上几十年江山，会堕落到何种程度！
5.不用说这些中央级的“文革”新贵们过着如此腐化的生活，下面各级得势者也都是。上海造反派领袖徐景贤，喜欢吃进口蔬菜，一次花费9600元；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陈阿大占据两套别墅，其中一套是新康花园15号楼，新康花园是上海最著名的高档洋楼之一，张元济、赵丹等文化名人曾经住在这里（李海文，2015）。更不用说，全国各个地区、县、国有工厂，哪个造反派领袖上位，不是趁机捞一把？仅有记录在案的，1968年至1973年辽宁省发生摧残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这些案件往往都是发生在最基层的团场、连队、生产队，可见基层腐败之普遍严重。
6.所以，“文革”并不是没有贪污、没有腐败的历史特殊阶段，它与任何历史时期一样，获得了巨大权力的阶层，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都会迅速腐败起来。“文革”造反派以反特权、反官僚等级制度起家，但是他们掌权后享受着新的特权，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的贪污腐败告诉我们，它不可能建成一个平等的社会。
“文革”新贵们的腐败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刘铁男、徐X厚、赖小民之流。如果按照购买力换算，“四人帮”侵占的国家财富，也都是以千万计乃至亿计，如果加上他们侵吞的文物更无法用货币计算。并且那个年代是全民极度匮乏时代，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与平民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当代贪污犯与平民的财富差距。
与当代的贪污犯们比起来，腐化了的“文革”新贵们的表现显得更邪恶，更让人作呕：当代贪官最起码不会阻挠老百姓致富过好生活，甚至很多人是企业家或地方开发的共谋，至少为企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做过一些贡献，而“文革”新贵们却是在人民与自己之间搞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一边教唆人民过苦日子，一边自己穷奢极欲。如果老百姓吃好点、穿好点，就要被接受批判，甚至被剃阴阳头，而他们却让自己的物质享受精益求精；如果普罗大众享用西方物质和文化产品，就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而他们自己却用重金从海外网罗各种物品；如果别人欣赏传统艺术，就是封建余孽，而他们却把文物中饱私囊，这不是极度的虚伪、极度可恶吗？这不是对人民压制、愚弄的极点吗？为什么还有人甘愿受他们的蒙骗，拒绝接受“文革”的真相呢？
7.所以，“文革”时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平等而纯净的乌托邦。人们感受不到腐败，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腐败。人们不了解特权阶层的腐败，跟当时的登峰造极的舆论管制，以及等级森严的社会分层有关，尤其是“四人帮”主管舆论宣传，人们更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丑闻。
如果以货币作为判断是否贪污和贪污多少的标准，的确“文革”贪污问题不严重。由于计划时代废除了市场交易，取而代之的是为每个阶层量身定制的供给制度，“文革”新贵们无需贪污现金，就可以满足一切愿望。然而，如果他们处于一个市场的环境中，以他们在“文革”中表现的对物质的穷奢极欲，他们贪污的现金也不会输于新“四人帮”们。
如果以贪污为腐败的唯一衡量标准，那么“文革”时期没有现在严重。但是如果把公权力造成的收入和机会不平等也作为腐败的一部分，那么“文革”的腐败则是相当严重，普遍存在的。
人们对文革没有腐败的错觉还有一个原因是：“文革”时期国家政权社会治理主要职能搞计划指令，政府与一个个单元组织——“单位”、厂矿打交道，而不像今天政府的职能已经转型到公共服务，直接跟个人或民营企业打交道。所以，当时个人跟政府和公权直接接触是有限的，远远不如跟单位组织多。但是就当时老百姓跟政府和公权直接接触较多的领域来讲，比如工分、供销、升学、当兵等，这些领域腐败、特权和走后门也是普遍存在的。
“文革”中的腐败问题，应该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现在还没有人涉足。学界应该重视起来，为人民呈现正确的历史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