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青年时期的红卫兵行为,陈小鲁道歉,很受欢迎,宋彬彬团队跟进,却饱受讥讽,激起新一轮质疑。一前一后,冷热不一,这是为什么?
按说有道歉总比没有好,但王晶垚老先生作为卞仲耘老师的丈夫,至今不接受这一道歉,确实有他的道理。
宋彬彬团队是在看到陈小鲁道歉受到人们欢迎之后,才有此次行为,并说“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如此“择机”行事,一开口即引起人们怀疑,至少是欠缺诚意。陈小鲁与宋彬彬不一样,前者既无血案纠缠,亦无舆论压力,是主动道歉;后者则因卞案被舆论追讨多年,此前曾有过很多次“机会”说而不说,已经陷于被动。最为重要的一次是2007年北师大女附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大典,将她1966年8月15日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再度展出,正面肯定这一“政治符号”,并表彰其为荣誉校友。宋彬彬当时如能断然拒绝,并主动向王晶垚老先生道歉,那是她此生卸下文革杀人重负,赢得社会原谅的最好机会。师大女附中应该说是个好学校,名列“重点”,区区中学校庆,竟能在通常是举行国家盛典的人民大会堂进行,亦可称史无前例。但这种学校谄媚权贵,也有其红色传统,源远流长。文革第一血案出在这种学校,与此类传统不无关系。校方2007年的惊人举动,虽无耻,但在今日大陆并不令人意外,只是在延续那种遗风余韵,其来有自,于今为烈。令人惊骇的是宋彬彬当时的反应,她竟然是欣然接受,而不是断然拒绝!接受这样的谄媚,等于向社会宣布她还是在肯定文革,肯定“红八月恐怖”,对自己文革中“8-15”这一政治符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对王晶垚老先生的二次伤害,也是在整个社会尚未愈合的“红八月恐怖”创伤上再度撒盐。2007年之后整整六年,她始终沉默,只是到了这一次陈小鲁主动道歉赢得欢迎,她和她的团队看到了“机会”,才策划了此次举动。而在此次道歉中,也只是向卞仲耘塑像鞠躬--这当然值得欢迎;但拒绝向活着的血案苦主及其家人道歉,却有悖常理,难怪王晶垚老先生不接受此次道歉,外界舆论也难以原谅。
退一步说,即使把
道歉得到社会欢迎看做是一次“机会”,也不是不可以跟进。但不能说“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应该说“为此前一再错过道歉而道歉”,尤其要为2007年那一举动而道歉。1966和2007,这两个鲜红的记忆对人刺激太深,人们当时难以在纸媒上公开表达愤怒,今天群起质疑,只不过是压抑已久的反弹,宋彬彬及其团队应该有所预料?我为宋彬彬错过真正属于她的机会可惜,也为她的团队能这样抓住“机会”——按说智商不低,却如此低估1966、2007积压的民间愤懑而遗憾。
还有一些地方也同样令人不适,举例而言有其三:
一,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谁?这一要害她和她的团队还是在回避。就目前所知的情况看,我相信宋彬彬并不是直接杀人犯,但以她当时担任的校文革职务,事发后曾专门为此向北京市委汇报,2002年起她和她的同伴还专此回国调查,已经查明并说出凶手所在的年级、甚至班级,不可能不知道直接肇事者是谁。要说她们对此事负有“领导责任”,这一责任就是尽快将真相公布于人,不能再拖了。48年来,她和她的同伴始终在回避,直至此次“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还是不说,这就难怪人们评论这一次不是“道歉”,而是给宋彬彬个人洗刷。究竟有何难言之隐?人们始终在猜疑,网络上出现了不止一个被猜疑者的名字,如果这些同学是被无端猜疑,她们也是受害者;如果她们确有其事,则应该有勇气指认。不说清真相,不仅是对苦主欠缺诚意,也是对无辜被牵连者不负责任。可以为自己洗刷,但也应该为无辜被牵连者辩诬,最有说服力的洗刷与辩诬只有一途:直面事实,说清真相。总不能只有受害者,没有施害者?至于施害者当时是否到追究法律刑责的年龄,那是另一回事。
我完全赞成徐友渔要求“国家道歉”,但也注意到宋彬彬团队立刻抓住这一正当呼声,来为她们自己的责任开脱。须知“国家道歉”与追问凶手并不矛盾,两者不能相互掩盖与抵消。这在战后以色列人全球追寻纳粹凶手、德国政府开庭审判柏林墙士兵开枪案,都有前例可循。而在今日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先有“民间追凶”,而“国家道歉”却迟迟未现,前者对后者呈倒逼态势,尚未知何日能实现。这也是当下中国的特殊国情,不应如此,却已然如此。我们当然不能放松对“国家道歉”的呼吁,但并无理由以此呼吁来转移甚至抵消民间追究命案真相的正当申诉。即使将来有一天实现了转型正义,人们终于看到什么叫“落实政策”,什么是“国家道歉”,鱼目不能混珠,但致死人命的真相、凶犯还是要追问,也一定会追问。现在人人都会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也是一个很可能鱼目混珠的问题。要害是看谁在说:如果是受害者说,那确实是宽恕,是容忍;如果是施害者说,那就不是宽恕,而是借宽恕而为凶手避罪,是残忍。宽恕与避罪,容忍与残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南非曼德拉与图图大主教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真相”置于“和解”前,没有真相,谈何和解?
二,“没有保护好校领导”?这句话可以从宋彬彬当时担任校文革副主任这一角度得到部分解释,但也激起人们反感,实属不当。这是上级对下级说的官话,不宜在这种场合说,更不能以学生身份说。也许她是习焉不察,我周围的老师、学生则普遍感觉刺目,相当不满。正常校园内是老师保护学生,只有文革反常,才会出现这样的颠倒:特殊学生手掌权柄,老师乃至“校领导”匍匐其下,需其“保护”。这件事的本质是学生打老师致死--践踏千古文明底线,而不是官僚科层制的责任伦理--“领导”要“保护好被领导”。宋彬彬如果对当年有足够反思,应该从学生对老师的谦卑角度说,而不是从“领导保护被领导”的居高临下角度说。实在要说,首先应该对1966年8月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怎么会对“校领导”有“保护”之责,心存羞愧,而不能顺着这一“领导之责”向下说。这样居高临下的口气,她恐怕都已经无意识了,但人们联系2007年那一幕,却多少听出那一代人从历史深处飘过来的红色优越感,余音袅袅,五十年未歇?
三,不当言却又贸然言之者,牵出其父特殊身份。她本意恐怕是想维护其父一代人的光荣史?却牵动当下“我父是李刚”之历史纵深,同样是触犯众怒而不知。今日大陆,官方设有敏感词,民间也有敏感词,两者对位而立。如“我父是李刚”,代入任何名氏,都会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弹,可见她去国日久,已感觉不到今日官民矛盾已发展至何等地步。即使不去国,这一代人中又有多少能体察民意民愤?那种与社会感受完全相反的自我感觉,常常不知轻重,一语既出,舆论哗然。她们早就坐在火山上,只是因火山迟迟未爆发,却自以为坐在红地毯上。如李小琳去年在两会期间居然提议要给社会民众建立“道德档案”,浑不晓她自己的家世背景早已被社会“道德档案”钉立在哪一根耻辱桩上,真不知今夕为何夕!
宋彬彬当然不是李小琳。从她此次七百言道歉却不止一处失言,我反而感觉她并不是一个用心很深的人。红二代、官二代中,她并不是最坏,至少不是那种鲸吞全民财富创下离岸天文数字的人?甚至真有可能如叶维丽所言是个单纯的人--脱离社会的人,不知轻重的人,一再触犯众怒却浑然不晓的人。帮助她设计此次“机会”的团队也不整齐,不宜一概而论。如刘进应对公众质疑,竟然把卞仲耘血案的直接责任归之于“群众运动”,这与当年在大喇叭中说——“死了就死了”,有何差异?即使今天不在官位,却还是这样官腔官调,四十八年了,有何改变?拉“群众运动”为少数权贵子弟的野蛮行为来垫背,既不应该,也不符合当年的事实。我是1967年秋天进入中学的,当时“红八月恐怖”已过,校园内蛮风尚存,那些人不可一世的狂暴气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难以磨灭;但大多数平民子弟受正常家庭传统家教约束,即使在那样的反常年代,并不敢出手打老师,对特权子弟的暴力行为则惊惧在目,屏息而不敢言。相形之下,叶维丽将她们“红色大院一代”少年时吸吮的狼奶,反思至上一世纪毛泽东赞颂湖南农民运动,则准确得多。同样是在说“群众运动”,刘进还在从正面说,叶维丽已经知道从负面说,不能拉“群众”来垫背,这就是进步,哪怕是些微的进步,也应该肯定。
由此,我不希望社会愤懑聚焦于她们个人,宋彬彬反思不到位,刘进拉“群众运动”来自辩,这都可以给她们留下时间,继续等待。当务之急,是将理性反思引向历史纵深?那一页历史掩盖太久,不仅是一个人的无意识,也是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这一代人今天正集体走上高位。所谓“刮骨疗毒”,毒既在骨,也在血,是胎盘里带来的病毒,病毒不止一次地变异,变异的病毒更凶险。这不仅是眼前的PM2.5,而且是变异后发作的H7N9。少年时吸吮的狼奶,那是开口奶,不会那么容易吐尽。无论是倒逼,还是等待,这个国家一定要吐尽这口狼奶、开口奶,这不仅仅是她们或他们几个人的事,也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能否换骨脱胎,拥有一个健康的未来。
2014-1-30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