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教授中的左派比例比公众中的比例高出11个百分点，而2014年更是高出了30个百分点。
英国教授埃里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表示，在美国和英国，有70%到80%的右倾学者认为自己的学院思想环境恶劣，对自己不利。
◆埃里克·考夫曼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政治学教授，曾被指责为白人至上主义者。但这种指责非常荒唐，因为他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有华裔和拉丁裔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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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尚且如此，学生中就更是这样。而左派学生越多，不是左派的学生就往往感到更窒息。
奈特基金会对4000多名大学生进行民调时发现，有68%的学生认为自己无法直言不讳，因为可能会受到“政治不正确”的攻击，或者至少也会让人反感。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字，美国千禧一代（80后和90后）中，有40%的人认为自己需要刻意减少可能冒犯少数族裔的言论。而在X一代（65后和70后），这个数字只有27%。在更早的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的一代）中，数字是更低的24%。
与此同时，美国的许多大学开始有计划地选择聘用左派倾向的学者和研究人员。
201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根据多样性声明，拒绝了76%合格的教学申请人，这些人的研究成果甚至都没有被查看，只是因为没有提出具体的促进多样性的计划便惨遭淘汰。“意识形态审查”正在压倒学术成就。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多样性页面截图。
当学生和教师都无法轻易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当大学只有一类声音，当激烈的辩论不再存在，大学的意义何在？如何获得知识？社会又如何进步呢？
在大学中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威胁的同时，出版自由也在受到威胁。
《十日谈》《愚人颂》《巨人传》今天被视为名著，但在教会还有极高影响力的时候都曾被列为禁书。
在英国，弥尔顿和霍布斯的著作曾被公开烧毁。
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认识到自己写的《天体运行论》可能会带来麻烦，直到去世之前才敢拿出来。
欧洲中世纪，是一个表达思想、出版图书都需要很大勇气的时代，对上帝的虔敬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而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这样的书籍审查再一次出现，只是换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
J.K.罗琳的粉丝和她划清界限之后，虽然左派无法扳倒这样一个头号畅销书作家，但他们至少营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让所有作家审查自己是否思想“正确”，也让出版商自我审查，是否敢出版有争议思想的作家。
◆尽管J.K.罗琳发长文解释了自己的争议言论，并坦承自己曾受到性侵和家暴，但她2020年的新书《问题之血》（Troubled Blood）还是因描写一个异装癖连环杀手而引发新一轮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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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桑德拉·邓肯（Alexandra Duncan）就无法出版新书《灰烬日》（Ember Days），因为这部书被出版社认为有“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嫌疑。
而且，像“文化挪用”、“种族歧视”等大棒还不只打向当代人，也溯及既往，连过去的文化也一并审查。
经典动画《猫和老鼠》在亚马逊上被贴上警告文字，称其在一些地方具有种族歧视。《乱世佳人》和《一个国家的诞生》等经典作品也因为“种族歧视”一度被下架。
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的死激起了一轮“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运动。在群众抗议、游行的过程中，美国国父杰斐逊和华盛顿的雕塑、罗伯特·李等历史人物的雕塑被推翻或破坏，并涂鸦上“奴隶主”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