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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扬:惨烈的国运对决【长文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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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人类先祖的神话中,北欧神话是最为庄严、沉重、壮烈和狂暴的。那里没有爱琴海蔚蓝的天空和明亮的阳光,而是茫茫暗夜中冰与火的世界。那里没有神与人欢乐的聚会和幸福的爱情,而始终是战斗与毁灭。那里的众神不是永生的、幸福的,而是最终要在与魔界的搏斗中玉石俱焚。但是,即使清醒地意识到最终的结局,也要与优势的敌人做绝望的战斗,在杀戮和毁灭中、在意志的张扬中感受到极度的快乐。在这样的神话中成长起来的日耳曼民族,一直有着刚健、阴暗、狂暴的气质。

根据Antony Beevor的记载,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内务部队总共处决了13500名军官和士兵。二战期间,仅从档案记载的数据统计,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官兵有15.7万人。

国运相赌的残酷战争中,在一切为了胜利的前提下,生命只是低值易耗品。

对此,苏联的选择是简单而毫不犹豫的。1941年9月,德军在进攻列宁格勒时,把苏联的老弱妇孺赶在前面,防守部队一时不知所措。斯大林得知后,立即下令不要心慈手软,要狠狠打击敌人及其帮凶。

当年11月17日,斯大林发布0428号训令,指示苏军组建特遣部队,穿上德军军服,在敌后焚烧和毁灭居民点,以激起苏联平民对于德军的仇恨。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为了躲避苏军的狙击手,德军常常诱使苏联的小男孩与小女孩帮他们去伏尔加河边取水。红军发现以后,对这些孩子毫不留情地予以射杀。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还记述了这么一件事。

战后他见到朱可夫元帅,谈到盟军对如何通过德军的雷场深感头疼。朱可夫告诉他,地雷有两种,一种是防步兵的,一种是防坦克的。当苏军面临雷场的时候,步兵直接发起攻击,就像通过无雷区一样。步兵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触雷造成的损失,不会比通过德军重兵防守的无雷区大。只要步兵在雷场那边建立了桥头堡,工兵就可以从容地扫除其他地雷,为装甲部队的跟进扫清障碍。艾森豪威尔感叹,这种做法确实有效,但是盟军是万万学不来的。

为了防止内部的叛乱,苏联甚至把整个整个的民族流放。从1941年至1944年,伏尔加流域日耳曼族、车臣族、印古什族、克里米亚鞑靼族等10个民族被迫从它们的传统居地全部迁移到遥远的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原来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建制被撤销。连同被部分强行迁移的少数民族在内,总共达500余万。

与苏军相比,二战时期的德军不仅在战斗技能上高出一筹,而且其战斗意志也绝对不在苏军之下。两个民族均表现出了高度的战斗意志,也只有这样的民族之间,才能打出一场总体战。

现代的德国是由普鲁士主导下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的,在各个方面都打上了普鲁士的印记。而普鲁士是一个在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在强敌的环伺中崛起的国家,以军事立国,按照法国米拉波伯爵的说法,这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

纪律、秩序、忠诚、服从,是普鲁士引以为豪的美德,并逐渐成为德国人的民族特性。希特勒还强化了德军的纪律,实行残酷无情的军法。一战中德军只处决了48人,二战时期处决的官兵则在15000人以上。

苏德战争期间,双方军队都出现了大量针对平民的暴行。但是德国国防军的暴行主要是执行命令,而苏军的暴行则多是自发的。

在莫斯科战役中,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前有强敌,后无援军,所有的坦克和装甲车辆都被冻住,官兵们依然冒着零下52度的严寒,徒步发起进攻。当苏联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大反攻的时候,德军部队就地转入防御,在风雪中苦苦支撑。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被包围的德军第六集团军10万残军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一片面包,15个人分食1公斤土豆,每人每天只能领取30发子弹。即使这样,饥寒交迫的德军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希特勒抵抗的命令,给进攻的苏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曼斯坦因元帅曾经谈到,"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包围圈中,这已经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的,例如俾斯麦和比罗的后人——他们自己都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证明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军几乎与全世界作战,四面楚歌,稍有理智的人都认识到战败已成定局,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军的士气还是没有出现整体性崩溃。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德军可以被歼灭,可以投降,但是很少出现溃不成军的情况。

二战时期,德军中的官兵关系非常好,极为注重集体主义精神。希特勒上台以后,国防军传统的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不那么严格了,军官和士兵更趋平等。而且,德军向来把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士兵编在一个部队,强化了士兵的归属感。

德军的入伍训练"都是以班为单位完成的,让士兵从一开始就有集体概念,培养自己是集体一员的习惯,换句话讲就是训练士兵如何协同作战。

比方说,当军队接近战线时,在敌人火力下,一个班只准一个兵前进,其他都是火力掩护,后面的先跃进,在状况许可之下,可以有两人一起行动,但是人数不能再多。火力掩护者不需要一直使用武器,只要有准备,前进的人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德军如此的用意是训练军队团体行动,不塑造个人英雄"。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则在《柏林日记》中谈道,二战时期的德国国防军与一战时期相比,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那种巨大的鸿沟消失了,"他们好像就是置身在一个大家庭之中。甚至连敬礼都有了新的含义:普通士兵之间也经常相互敬礼,这对他们来说更多的只是一种问候,而不是对于更高级别的军衔的一种认同。在咖啡厅、餐厅、餐车以及在卸下了责任的业余时间里,军官和普通士兵们可以围坐在桌子旁自由地交谈,而这种交谈是一种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这样的情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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